之所以以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保障作为选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个选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对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保障的研究有助于宪法权力结构的平衡。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有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也就是说刑事司法领域长期以来比较重视的是对刑事被告人是否定罪，定什么样的罪，对于定罪的过程我们却不够重视。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我们也是比较多地把重点放在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上，忽视了刑事诉讼应有的其他价值。如果没有宪法的强力支持，刑事诉讼法很容易被理解成单纯的技术性操作规范或专政的工具，而事实上刑事诉讼是兼具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于一身的。当然刑事诉讼实践中可能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重视人权保障的范例，但是因为缺乏宪法基础，这些范例也只不过是因为刑事司法人员所创造的个别现象，并不具有常态性和一致性，不能从宪法制度层面使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有学者指出，当今司法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制度性侵权。[2]这种制度性侵权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的滥用，而造成这种制度性侵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最高制度即宪法制度在国家公权力制约与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对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保障的研究，有助于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
其二，对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保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我国刑事被告人权利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促进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重构。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实从各个方面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制度支撑，但是当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受到国家公权力侵害的时候，仅仅从刑事诉讼体制之内寻求保障和救济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切实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必须根据宪法理论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进行研究，使刑事被告人的重要权利能够体系化地上升到宪法权利规范的高度，在完善宪政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因此，对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保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寻求刑事诉讼体制之外的保障和救济机制，有助于宪法权利体系的完善。(www.xing528.com)
其三，刑事被告人权利宪法保障是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关系的关键切入点。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实践过多强调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而实际忽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清末沈家本对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描述实际上仍然左右着当今中国的刑事诉讼实践。[3]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刑事实体法理论长期以来奉行“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为刑事法中犯罪的经典定义，这种认识有很多危害，比如它在结论上势必将犯罪人政治性地视为敌人，这一对犯罪人的习惯性敌视一方面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也与宪法中的公民政治平等的要求相违背。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这种偏离正当的观念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严重忽视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亲缘关系。而实际上恰恰是，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具有很紧密的联系，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基本法之减震器”、[4]“宪法之施行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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