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黄绿釉琉璃鼎式炉
图3 黄绿釉琉璃狮形烛插
任福墓出土的琉璃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五供性质的：包括鼎炉一件，狮形烛插一对以及带座瓶一对（图2—图4）。五供作为一种有固定组合性质的祭器，最晚在明代已经出现，在大型墓葬，特别是帝陵中最为常见。至于一些等级较低的墓葬，是否有这种组合，限于资料，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在用于现实生活的宗教或礼制性质祭祀活动中，倒是有近似的图像资料。在明刻本《元曲选·相国寺公孙合汗衫》杂剧所附图像中就有一个香案局部，上面很明显地可以看到有鼎炉、烛台以及花瓶各一件，[2]复原后正是一套完整的五供。在图中，鼎炉无疑是烧香之用，烛台上燃烧着蜡烛，花瓶中插着牡丹或芍药一类花头较大的折枝花（图5）。依据这些图像我们可对明代五供这类祭器的组合和使用有较为直观的认识。带座瓶在作为陈设器使用时，一直延续至民国。铜川陈炉窑就烧造了为数不少的这种器物。[3]至于五供之外的5件高足盘，应该是下葬时用于摆放祭品（图6）。在清理墓葬时，盘内还有少量黑色残留物，当为祭品腐朽之后的遗迹。剩余的两件爵杯，是用于盛放酒醴。这类器物在元明时期的陶瓷器物中较为多见（图7）。2007年铜川耀州文庙曾出土有明代耀州窑陈炉窑场烧造的爵杯残器足。在耀州文庙有一通刻于明崇祯八年（1635）的《圣位陈设图》碑，记载了当时祭孔所用祭器及祭品的规制，图中就画着按不同位次摆放的爵杯。综合实物与资料，我们可知文庙出土的这两件爵杯应该是举行祭孔时所使用的祭器。
图4 绿釉琉璃带座瓶
图5 《合汗衫》杂剧版画
图6 绿釉琉璃带座高足盘(www.xing528.com)
图7 绿釉琉璃爵杯
此墓出土的祭器均属琉璃器，在铜川当地尚属首次发现。这批琉璃器釉色基本为单色釉（鼎炉和烛插局部施黄釉），与同时期耀州窑陈炉窑场及立地坡秦王府琉璃厂烧造的以孔雀蓝、黑色等釉色完全不同。其胎为砖红色陶胎，火候相对较低，胎质较为细腻，里面基本上不见有较大的颗粒，也与耀州窑琉璃完全不同。耀州窑秦王府琉璃厂的器物是瓷胎，火候很高，不但质地坚硬，而且还夹杂有较粗大的颗粒物，外观上很粗糙。这种胎质因在瓮、缸类的大型器物上常见，故俗称之为“缸胎”。至于胎色，秦王府琉璃厂往往是以白色或微泛土黄色为主。另外，从产品种类来看，秦王府琉璃厂以建材类的琉璃瓦和鸱吻为主，不见祭器、陈设器等类。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确认，这批琉璃器的产地应该不是秦王府琉璃厂。排除了耀州窑，在陕西境内，明代便没有第二处琉璃窑场。那么，在陕西周围又如何呢？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我们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晋南一带的琉璃生产极为繁盛，高平一带的明代墓葬中经常出土琉璃俑等类器物。[4]那么这批琉璃器是否为晋南烧造，值得考虑。结合此墓墓主任福有山西解州为官的经历（具体内容详下文）考虑，不排除其本人在当地有购置这类器物的可能。
图8 黑釉盖罐
图9 粮食残迹
墓葬中随葬的5件黑釉瓷盖罐，釉色、胎质均具有明代耀州窑陈炉窑场器物特征，应系该窑场烧造无疑（图8）。这5件罐中均有盛装物。其中4件罐内保存有完整的颖壳，明显可辨为粮食。仅从外表就可以看出有稻、粟（颗粒有大小两种，分别装在不同的罐内）以及黍（糜子），剩余的一个罐子中有黑色腐朽的遗迹，中间夹杂有一些圆形的颖壳，似乎是麻子。因此这些罐子装的五谷毫无疑义（图9）。这些农作物，历史上在耀州及属县均有种植。[5]墓葬中随葬有五谷，汉代已经极为常见。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发现有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汉代陶仓，里面也多有各类粮食遗迹。在汉代以后墓葬中陶仓和五谷也是必备之物。大量唐墓中出土的塔式罐，曾有人认为是谷仓罐。[6]但多年来笔者清理塔式罐时，在罐内尚未见到有粮食遗迹，因此这种观点可能并不符合实际。唐代以后，由于纸质明器流行，墓葬中的随葬物大大减少，但五谷仓并未绝迹。[7]就明清以来耀州境内墓葬来说，小型土洞墓中一般仅有瓷碗、盘、小罐及买地券。规模较大的一些砖室墓中，随葬品虽因为墓主身份等级的不同而略有增加，但放置一件盛装粮食的瓷罐绝对不能缺少。这种瓷罐在当地俗称为“吃食罐”[8]。而像任福墓一次出土5件瓷罐且件件装有粮食的现象，截至目前在当地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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