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懋循和《元曲选》的分析介绍

臧懋循和《元曲选》

臧懋偱以他编选刊刻的《元曲选》享名于世，同时他是一位在戏曲史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戏曲理论家；在他的一生中虽然没有写过剧本，却改编了不少作品。

臧懋偱的字叫晋叔，号顾诸，浙江长兴人。根据新发现的臧氏的宗谱，已经确切地知道他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他生活漫长的七十年中，宦海生涯却是很暂短的。万历八年（1580年），当他年满三十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曾经做过荆州府学教授、夷陵知县、南京国子监博士。万历十三年（1585年）被弹劾罢官。此后他便倾注于写作和出版业。经他编辑刊刻的书籍，早期有《古诗所》、《唐诗所》、弹词《游仙录》、《梦游录》、《游侠录》。到了晚年，文学兴趣逐渐转移到戏曲艺术方面，先后刊刻了传奇《荆钗记》、《元曲选》，以及他改编的《玉茗堂四梦》。此外，他还著有《负苞堂诗选·文选》五卷行世。但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还是他编选的《元曲选》。

《元曲选》，一名《元人百种曲》。臧氏为了编选此集，曾从湖北麻城刘承禧家借到内府本杂剧二百多种，并家藏秘本多种，从中选出百种（其中有元明之间的作品数种），甲至戊集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已至癸集刊于次年。这些作品约占现存元杂剧作品三分之二，可以说它基本上包容了元杂剧的主要作家和作品。

臧懋偱编选《元曲选》是有所为而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传奇创作的时弊而推广元杂剧的创作经验。他生长的时代，正是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创作的繁盛时期，一时作家辈出，创作倾向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在戏曲理论批评方面也随着出现了异常活跃的局面。当时在剧坛上主要存在两大争论：一是所谓的本色派与駢俪派之争；一是所谓的文词派与声律派之争，即史称的汤沈之争。这些争论的实质是戏曲艺术究竟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才是正确的。进步的戏曲作家、戏曲理论批评家如徐渭、李贽、徐复祚、凌濛初等人，对明中叶以来戏曲创作中存在的脱离舞台、脱离群众以及种种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臧懋偱站在这进步的行列，对嘉靖、万历以来的各种创作倾向进行了广泛的评议。他不满意于梁伯龙《浣纱记》、梅鼎祚《玉盒记》的堆砌词藻，更不满意于郑若庸《玉玦记》的饾饤故实；对当时几个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认为也难称尽善尽美，他说：“新安汪伯玉《高堂》、《洛川》四南曲，非不藻丽矣，然纯作绮语，其失也靡；山阴徐文长《祢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傸矣，然杂出乡语，其失也鄙；豫章汤义仍，庶几近之，而识乏通方之见，学罕协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谬，其失也疎。”（《元曲选》序二）于是他“选剧百种，以尽元人之妙，且使今之为南者，知有所取则云尔”。（同上）清楚地表明了他编选《元曲选》的目的，是为南曲传奇作者树立学习的楷模。

正是出于上述的目的，对他选取的作品刻意求精，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或增删。他在《寄谢在枕书》中说：“戏取诸杂剧为删除繁芜，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自谓颇得元人三昧。”然而后人对他的删改却褒贬不一。凌濛初评价其删改的得失说：“知律当在沈伯英上，惜不从事于谱，使其当笔订定，必有可观。晚年校刊元剧，补缺正讹之功，故自不少，而时出己见，改易处亦未免露出本相，识有余才有限也。”（《谭曲杂札》）如果说这种评价还嫌笼统，那么具体莫过于孟称舜了。孟称舜在编选的《柳枝集》、《酹江集》时，臧懋偱的《元曲选》是他参照的重要刊本，在这两部集子的眉批评语中详细地记述了他的比勘的情况，这很有助于我们具体了解臧懋偱删改的功过得失。比如《窦娥冤》第二折【黄钟尾】，孟称舜眉批写道：“此句一字一点泪，吴兴本（即《元曲选》）删去，照原本增入。”按：孟称舜所说的“原本”，不知是何种刊本，此句为“婆婆也，我怕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这是他认为臧氏删改失当之处：第三折【耍孩儿】，孟称舜批道：“【耍孩儿】数枝原本无之，依吴兴本增入。”按：即三桩誓愿。这是他肯定臧氏增改得当之处。这样的例子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孟称舜在他的比勘中对臧氏删改肯定多于否定，在他看来是功大于过的。我们认为臧懋偱的删改尽管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就大体而论，《元曲选》科白完整，比较忠于原著，它和现存元杂剧主要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古名家杂剧》、息机子《古今杂剧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以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相比较，仍不失为优秀的刊本。

臧懋偱推广元杂剧的创作经验，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是如上所述，编选刊刻元杂剧为戏曲作者提供范本，另一方面则是在理论上总结元杂剧的创作经验，并对戏曲文学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把戏曲创作和诗词写作做了比较，认为写戏更难，其难有三：一是“情词稳称之难”，二是“关目紧凑之难”，三是“音律谐叶之难”。这三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戏曲创作的特殊问题。所谓“情词稳称之难”，是指戏曲语言应博采各种语言，即他所谓的杂剧语言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取之乐府，而粗者杂以方言”，其难处在于既要兼收并蓄，又要做到风格统一，“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所谓“关目紧凑之难”，是指戏曲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他说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宇内贵贱妍媸，幽明离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状”，戏曲作者要反映这种千姿百态、变幻无定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即剧中人物的语言应是个性化的，描写的情节应贴切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要游离于描写的情境，避免虚设之笔。只有从这几方面入手才能作到“关目紧凑”，真实地再现生活。所谓“音律谐叶之难”，是指戏曲作者“必须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而使戏曲语言音协律谐，悦耳动听。他曾批评《琵琶记》疏于音律：“南北声调虽异，而过宫下韵一也，自高则诚《琵琶》首为不寻宫守调之说，以掩覆其短，今遂籍口谓曲严于北而疎于南，岂不谬乎。”（《元曲选》序）这些见解都是相当精当的，此外，他还针对传奇创作脱离舞台的倾向强调戏曲文学的演出性，把戏曲作者区分为“名家”和“行家”。他说：“名家者，文采烂然，在淹通闳博之士，皆优为之。”而“行家”却要做到“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元曲选》序二）这话不是说只有“优孟衣冠”才能写戏，而是说戏曲作者只有象演员那样熟悉舞台，他们的作品才能收到这样的演出效果。臧懋偱从戏曲艺术的演出性出发，大力肯定了“行家”，认为戏曲作品中的“上乘者，首曰当行”。上述理论见解，已包含了戏曲文学的基本特征。当时的论曲着更多地还囿于戏曲语言的声韵和“本色”，而他已经注意到戏曲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人物描写的个性化、戏剧情节的真实性，并从舞台演出效果去衡量戏曲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在戏曲理论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www.xing528.com)

臧懋偱还着眼于演出，对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进行了改编。他对“四梦”的评价甚高，认为它的语言和元杂剧近似之处颇多，“骎骎乎涉其藩也”。但他却认为汤剧不适合演出：“临川生不踏吴门，学未窥音律，艳往哲之名声，逞汗漫之词藻，局故乡之闻见，按亡节之弦歌，几何不为人所笑乎。”（《玉茗堂传奇引》）他删改刊刻“四梦”的目的和他删改刊刻《元曲选》的目的是一致的，是欲使其“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即与王实甫诸剧，并传乐府。”经过他的删改，使“四梦”成为能演、能传与《西厢记》并驾齐驱的范本。吴梅评其删改的得失说“临川宫调舛误，音律乖殫，不知凡畿，《牡丹》、《南柯》、《邯郸》仅有钮雷诸子为之订谱，而未能尽善，晋叔取四种而尽酌之，则案头场上皆称便利。惟善掩人美，不无小疵。”他称赞臧氏为“临川之功臣”（《紫钗记》吴梅跋）。他的评价是相当公允的。

臧懋偱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总结了元杂剧的创作经验，并以其相当深刻的理论见解揭示了戏曲文学的基本特征，而取得了他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应得的地位，他为了推广元杂剧的创作经验，为当时戏曲作者提供可靠借鉴的范本，编选、删改、刊刻了元人杂剧百种，而使这一宗珍贵的戏曲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这一功绩，亦应名标曲史！

原载于《河南戏剧》1982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