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督导的地方性实践：选拔、培养、使用、激励

督导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种间接方法，在上海市2003年大规模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出并且付诸实践。时至今日，督导又一次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被提出来，民政部甚至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来推动社会工作督导的选拔、培养、使用和激励，这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工作当下的发展态势。

需要承认的是，此前我们时常提及的社会工作督导主要指的是一种服务方法和技能，而今，尤其是在民政部发文之后，各个地方大力推动的社会工作督导开始被纳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宏观战略之中，社会工作督导建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方法技能，上升为一种社会工作全面推进的战略抓手，这要求我们有更加结构化的思维来理解社会工作督导这个全新的议题。

我国社会工作的推进策略和实施路径相比国外而言，不是一个单纯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苏醒过程，而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与自下而上的专业发展二者有机结合的过程，这也是我们理解当下国内社会工作督导不可或缺的特殊背景。

从我国特有的社会发展情形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督导本身的具体发展，正确理解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需要认清和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政治化与专业化博弈下的社会工作督导。

从教科书上的定义来看，社会工作就是“一种专业助人方法”。这个界定也许不够严谨，过于强调专业“助人”方法而忽略了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等其他同样号称助人专业的区别。但值得欣慰的是，对于“专业”助人方法的强调使得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工作者及居委会干部等其他“经验”助人者形成了区别。也正因为社会工作服务本身的专业性，所以才有了对社会工作督导强调的必要性，因为督导是社会工作发展专业性的必要保障。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性与政治性二者的平衡与协调。尽管国外专家在谈论社会工作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工作本身不可避免的政治性，但国外社会工作的政治性建立在对弱势社群政治权利的捍卫以及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的基础上。与政府第一域和市场第二域相比较，第三域社会本身的模糊性和脆弱性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本身承受了更多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影响。因为目前大多数资源来源于政府，所以，社会工作本身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实务社工服务情景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专家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身专业操守的坚持。因此，我国社会工作中的政治性除了像国外社会工作一样注重对于弱势社群的权利捍卫和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之外，还要进一步强调社会工作对于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因此，督导的介入不仅仅能够为社工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更重要的还在于为社工带来专业价值捍卫的榜样力量。同时，督导的跟进还有助于提升一线社工对于社会整体和国家系统的全面关注，帮助社会工作在个人、家庭、组织、社区、社会、国家以及政党等多个层面和维度发挥应有的专业效能。

第二，督导社会工作开展的三条路线。

社会工作督导的服务对象包括一线社工、实习生、志愿者以及相关官员等，高校学生因为教育资源数量上的相对充裕，其督导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一线社工的专业督导。

自2003年上海市三大社团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及其督导以来，我国许多地方陆续开始了社会工作督导的地方性探索。结合各地已有的督导发展情形，大体来说，目前社会工作对于一线社工的督导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深督导力量的直接引入。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深圳，因为毗邻香港地区的地缘优势，加之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较大，所以，深圳在社会工作发展初期大力引入香港地区的督导，迅速提升了当地社会工作的实务水准。但是，香港地区社会工作督导的直接引入从客观上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深圳地方财政压力的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深圳和香港分别处于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存在的差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和深圳的社会福利体系有一定的差异，而社会工作本质上是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深圳直接引入香港地区的社会工作督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工作专业的排异反应。

第二种是高校社会工作教育者的直接引入。我国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教育先行，因此，在社会工作开展初期，引入社会工作专家进行督导就成为最现实有效的措施。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是上海，因为2003年全市社会工作的推进主要是先行在青少年、戒毒和社区矫正这三个领域的四个试点区展开，相对比较集中，而且当时的社会工作实务资源相对比较稀缺，所以高校、政府及实务界就开展合作。这种合作的结果是多赢，高校教师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积累，政府受到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启蒙与倡导，实务界则很快规范了专业化操作技术。更重要的是，政社互动成了上海社会工作发展非常关键的动力机制。另一个重要的结果则是，上海大量选用本地高校教师进行社会工作专业督导，这一方面大大节省了督导投入费用，另一方面，本地高校专家的介入也使得上海的社会工作发展一开始走的就是本土化道路，更加切合本土需求。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深圳最初的社会工作采用岗位制，上海则是借助项目制推动社会工作发展，迄今为止，国内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几乎都采用了项目制，包括深圳也在进一步加大项目制。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地方甚至将督导本身也作为项目来进行推广。

第三种是社工机构内部社工的自我培育。客观来说，时至今日，上海社工机构的专业度与国际基准线比较起来还有一定差距，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目前上海的一线实务社会工作者很多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本科教育，除了医务社会工作之外，其他领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中，社会工作硕士的总体比例还非常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承担督导重任的内部社工的选拔更多依靠的是工作经验的“相对优势”，而没有严格遵循国际化的督导资质“绝对标准”。但应该肯定的是，上海市最初推广社会工作几乎采用的都是外生性的专家督导，而今，绝大多数社工机构采用的都是内生性的同工督导，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上海社会工作专业水准的提高以及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可喜进步。

第三，社会工作督导本土化的抉择。(https://www.xing528.com)

社会工作尽管是舶来品，但服务上则完全基于本土的需求。社会工作实务非常注重对于案主需求的个性化满足，而案主的产生则更多是因应本土的社会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本土化必然成为我国社会工作督导发展相对于国际社会工作的个别化需求。如果按此标准考量的话，第一条道路相对于我国本土而言属于外引督导，第二条道路相对于机构自身而言同样也是外引督导，只有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立足于培育机构内部的自有督导才是真正的内生督导。从理论上来说，第三条道路才是社会工作督导发展的理想选择。

从2003年上海市三大社团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及督导至今，发展经验证明，立足本土社会需求，培养本土社会工作督导，尤其是致力于培养一线社工，推动一线社工逐步成为督导，才是最有效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督导发展之路。事实也的确如此，如今在上海社会工作机构中担任长期督导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员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高校专家也已经陆续退出，社工机构中曾经青涩的一线社工如今逐步成长为资深督导，这种社工机构内部一线社工的专业成长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真正自觉乃至自主性发展。

结合全国不同地区的社会工作督导发展，从上海目前的发展情形来看，2003年第一批投身实务督导的高校专家基本上已经陆续退出，越来越多的社工机构开始致力于培养自己的专属社工成为实务督导，同时，机构内部的督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特别令人振奋和欣慰的是，机构督导的成长壮大使他们不仅承担了机构自身的督导任务，同时，越来越多的机构督导也开始承担起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甚至硕士学生实习的督导。政府、高校以及实务界互动的良性格局开始逐步显现。

社会工作督导本身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深深植根于社会需求、政府推动、高校教育以及社工自我提升之中。令人欣喜的是，党和政府充分意识到了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的紧迫性，以及社会创新的重要性和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同时高校在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方面已经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完整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工作机构的扶持和培养，社工人才队伍建设逐步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大量社工机构不断涌现。凡此种种，都为社会工作督导的产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社会工作督导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遇到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的专业问题乃至更加深层的体制性问题，这不仅表明了我们对于督导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同时也表明我们对于督导人员的知识更新以及价值坚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1]［美］阿尔弗雷多·卡杜山、丹尼尔·哈克尼斯：《社会工作督导（第四版）》，郭名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美］阿尔弗雷多·卡杜山、丹尼尔·哈克尼斯：《社会工作督导（第四版）》，郭名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3]［英］Jane Wonnacott：《社会工作督导》，赵环、魏雯倩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4]［英］Jane Wonnacott：《社会工作督导》，赵环、魏雯倩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5]［英］Jane Wonnacott：《社会工作督导》，赵环、魏雯倩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6]［美］阿尔弗雷多·卡杜山、丹尼尔·哈克尼斯：《社会工作督导（第四版）》，郭名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7]［英］Jane Wonnacott：《社会工作督导》，赵环、魏雯倩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8]［美］阿尔弗雷多·卡杜山、丹尼尔·哈克尼斯：《社会工作督导（第四版）》，郭名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