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都仙台：青春时代的风雨历程

仙台是座绿色的城市，向有“绿都”美称。广濑川悠然流淌环绕全城，城市背靠青叶城堡，面对宫城野平原，远处的大念寺山深埋在绿树翠叶之中。街上学校、教会、银行、保险公司的建筑之间点缀着家家店铺，整个城市简朴清新。全市有木制结构电影院一座，咖啡馆二三家，当然还有许多和式餐馆。只是我当时已打算不再进那些餐馆去和艺妓们吃喝欢舞，所以看都没正经看过。街上走着的女学生们大都身裹毛披肩，脚穿木屐，故意走着小碎步以不致滑倒在冰冻的道路上。

当时，东京的文明生活已经由本州岛的东部传入了北海道，可比东京寒冷得多的仙台市，却连北海道那样的取暖设施都不具备。好在我原本就是为“苦其心志”而来仙台的，生活的艰苦也是在准备之中的，就连秀美的大自然和古朴的文化我都有意没去接触。

我住进了仙台城根的明善素。当时每月的住宿费是20元（包括伙食），而家里每月寄给我45元，应该说足够开销了。可钱这东西往往是看起来够用了，花起来就觉得少了。到二年级期末时，我已欠下近100元的帐了。

原因之一是我挑食。我家的家风是男孩可以要求母亲为自己做爱吃的菜，这就养成了我挑食的毛病。我不大喜欢吃蔬菜和鱼，专爱吃牛肉，顶多每周吃一次猪排。没办法，我只好时常去东一番街的西餐馆吃晚饭。

原因之二是我买夜点。明善察内设有小卖部，经营些日常食品和汽水、奶油点心之类的食品。深夜打完了乒乓球，输家是必须请客的，偏偏又是胜少败多，少不了叫开小卖部的门给伙伴们买点心。一来二去，我欠小卖部的帐加上待付的住宿费，欠款就有300元之多了。

就是这时候，一场前所未有过的灾难——关东大地震袭击了日本。正如算命先生看了我的手相后夸我是“金运大吉”那样，地震的灾难不仅没有祸及我身，而震后我重返仙台就学时，政府已对灾区学生采取了免收学费和住宿费的救济措施。当然，我没将救济之事告诉家里，每月仍然收到45元的汇款。就这样，我因祸得福，顺利地渡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个人的经济危机。地震发生的那天我正在大矶城，我家在大矶城里有所小房子，可以说是座名不符实的别墅。每到暑假，我们兄妹都到那里去，一直要住到开学才回东京。

1923年8月31日晚，父母带姐姐妹妹们返回东京，我一人留在大矶，并于8月30日起就住到离我家“别墅”不远的松并木一带的朋友大西家（是个开酒店的人家）玩去了。

9月1日正午，我正与我的朋友，大西家的孩子阿慎躺在一起闲聊，突然，耳边响起一声巨响，房子也随之剧烈地摇摆了起来。“地震！”我们一跃而起，却怎么也无法迈到近在眼前的院子里去。阿慎的爸爸正在院中除草，他紧抱着小草捆在颤抖的大地上咕碌碌地滚作了一团。我和阿慎终于抓住了院中高大的白果树干，就在这刹那间，邻居家的土地爷祭坛和牌位在我们的眼前呼啦啦地倒塌了下去，接着便传来一声年轻女人的惊叫声。可阿慎的妹妹却使劲地笑了起来。

余震稍减后，我们就头顶棉座垫，到街上去凑热闹。震后的惨景令人不忍目睹，我家那两层楼式的小“别墅”已经完全趴倒在地了，若不是我去了大西家，恐怕从地震之时起，我就不在人世了。余震仍在逞淫威，大西叔叔将木墙板和榻榻米搬到附近的空场上，搭了个4平方米大小的棚子，我们几个孩子终于有了睡觉的地方。孩子们有三男三女，男女各睡一头。我的对面是两国一带福井楼餐馆的老板野波的二女儿，我记得她是双叶女校的学生。那之后的第三天，我决定回东京去，一来看看父母家人，二来也向他们报个平安。

大矶城里，地震过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人的暴动，当地青年团体组织的自卫队手持长矛在街头巷尾站岗，无论到哪里去，岗哨都以“山”、“川”的口令为号掌握通行，搞得是草木皆兵。我拜访仙台二高的同学桥爪辰雄家建在大矶城里的别墅，桥爪日后进了富士银行，他现在是东京钢铁专用码头的副总经理，震后的第二天，大西叔叔对我说：“你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姐妹，还是尽快回去看看吧。”而我本来留在大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可地震闹到这步田地，骨肉之情也就不容我再作一已打算了。我决定第二大早上离开大矶，行前，我去桥爪家约他同行。(www.xing528.com)

好家伙，桥爪的母亲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便不由分说、气势汹汹地叫了起来：“辰雄是我家的独苗苗，决不能轻易放他去东京！”我觉得人家也有人家的难处，就知趣地退了出来。直到前几天桥爪才告诉我，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确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他的老母亲若还活着的话，今年正好该是100岁了。

9月4日早晨，我结束了在大矶的难忘的震后生活，带了根长矛护身，乘火车穿横滨，在东神奈川寺庙的庭院里露宿一夜后到达了东京。我家在银座，我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已不复存在，下车就直奔高树町贞三郎叔父的家。果不其然，高树町一带未遭火灾，我们全家都在这里避难，一家老小无一伤亡。

不过没想到在这场意外的灾难中我竟能给家里带来一次金钱运。我到了高树町叔父家后，父母马上就一文不少的将两个月的生活费交到了我手上。原来，地震发生的前一刻，父亲正准备把这笔钱给我寄到仙台去，未及出门地动山摇就已经将房倒屋塌的灾难摆在全家人面前了。非常时期内银行冻结储蓄，手头有够两个月生活开销的现金，这在整个东京也不见得能找得出一二，我家因有这笔现金，才不至在震后非常时期内为大米和牛肉为难。

回到东京的前几天，我为大矶的那些朋友代报平安，穿着草鞋挨家挨户地跑了一圈。一天我在九段坡道下见到了一家在门板上摆摊卖香烟的小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发困难财，照旧按日常价格出售商品，我情不自禁地自语道：这才是正理，价格就是不应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浮动。

震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以后，我又与父母泪洒长亭，回到了远离灾区的仙台，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学生生活。我的宿舍附近有条河叫广赖川，河对岸的大念寺山脚下有一家专营草荡牛奶的小吃店，鲜红鲜红的草毒谁见谁爱。店老板有一位可怜的跛足女儿，她的美貌却是百里挑一，每每在她家店里漂亮的小亭子里跑堂。于是光顾那家小吃店就成了我们每日的必修课。

一天，我们象往常一样去吃草毒牛奶，走广濑川桥头时，迎面碰上了一位名叫加利的英国人，他和颜悦色地向我们打招呼说：“where are you going（上哪儿去啊）？”现在已官拜梁濑公司专务董事的漆山一居然能应声答道：“I’m stawberry going（我们草莓的去）”。我至今仍认为，我和他的英语差别，完全表现在这种时刻的大胆与否之中。

我的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到四年级时好景就不长了。考高中时虽选择了理科甲类，但并不等于说四年之后我仍梦想进大学工科。我的第一制图课成绩不好，观立体图形时的想象力简直就是零。我想到了学医。为了选择去路，我特意到东北大学附属医院参观了一次手术。

那是一例右侧颜面癌的切除手术，由教授主刀。护士们手脚麻利地舞弄着上血钳，还有一名护上负责监视患者体力是否能与手术保持平衡，并不时检查患者的脉搏。主刀教授取出刮骨刀，屏住呼吸为患者刮右颊骨，一片血肉相交的景象模糊了我的双眼。突然，护士报告患者脉搏异常，于是手术就此中止，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只觉这一切催人作呕，逃一样地跑回了明善寮。与此同时我作出了下一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