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欧洲之行，没有给我宣传自己主张的机会、但在日、美、欧间的钢铁交易中，出口自行调整进展顺利、秩序井然，三方都可以从中获利。1968年，三并银行董事长佐藤喜一郎曾率经团联访美，我当时是代表团成员。那时美国国内正准备实行进口罚款，钢铁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当时，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密尔滋曾对我们说：“美国的企业，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钢铁和纺织企业受日本出口攻势的打击，处境非常困难。如若放任不管，势必导致进口同款和限制进口等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不知日方有何高见？”
我说：“我认为铁可以自行调整。不过根据美国的禁止垄断法，铁的交易是被禁止的，因此，虽可以实行自行调整，却不一定搞得起来。”在当晚的宴会上，美国国务卿负责日本事务的官员索罗门大概是根据密尔滋的指示特地来对我说：“自行调整仅靠日本是不行的，能否联合欧洲一起搞？”我回答：“正好回国途中我要顺道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理事会，我可以借此机会与欧洲各国协商一下。”
我抵达欧洲后，立即向我的多年好友西德蒂森公司总经理泽尔提出自行调整问题。
我问：“怎么样？”
他说：“干，不干钢铁界只会更困难。”
结果泽尔承担起了在欧洲进行自行调整的协调工作。我擅自与别国达成了自行调整协议后，双方的交往在事后仍能保持协商气氛。我还从欧洲专门给斋藤四郎打了国际电话，告诉他：“自行调整对于日本的钢铁业来说是最强有力的措施。”托他在国内做些工作。当我起程回国时，斋藤己在钢铁界各公司间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进展得相当顺利。
我们是商人，与学者和政府官员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是个重要市场，如果我们做的事令我们的客户为难的话，生意就会丢光。相反，若想多做些生意，就必须降低价格，主动地调节数量，才能减少日本本国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从而保证盈利。
我们的访美经济使节团在美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访美团内钢铁界与纺织界代表的步调完全不一致。第一个记者提问显然是针对我的：“对铁的确实行自行调整吗？”我回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与我并排而坐的纺织界代表、旭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宫崎辉的：“纺织界搞吗？”他却明确表示了否定：“不搞。”
后来，宫崎还多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停止实行铁的自行调整政策。听说他还向通产省反映过同样的意见，通产省也的确曾间接暗示我，要我停止实行自行调整。这一次我坚持没有退让。(www.xing528.com)
铁的自行调整一直持续到越南战争结束，前后6年。因为我始终认为为了世界和平，美国必须强大，越南战争应得到善终。
尽管如此，由于日、欧两方与美国国务卿就实行自行调整问题签署了文件，欧洲代表、法国的费里以及我和美国国务卿还曾一同被美国的钢铁进口业者指控为违反垄断禁止法。正式开始实施出口自行调整是那之后很久的事了……令人欣慰的是，后来的实施再也没有遭到非难。
通过这次体会使我认识到，解决日美贸易摩擦，没有日本单方面的自行调整是不行的，那样只会遭到消费者团体的指责。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汽车和家用电器等大众化商品的自行调整上采取强硬措施，是因为顾虑到喜欢自由竞争的民众会有所抵制。
这且不说，日本有些人主张通过扩大均衡来解决贸易的不平衡，甚至还作出了由日本方面负责扩大本国内需的姿态。遗憾的是不平衡依然不断扩大着。并且这些人因为自己的强词夺理，还要疲于防备他人的指责。我担心这到底该不该是日本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国家应有的姿态。可又有谁知道我这心思呢？
越南战争结束了，继续实行自行调整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对此，美国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倾销防止非正常交易。这种方式使得日本那些具有可以适应过度竞争体制的出口型企业的经营者们终日处于担心被以倾销之嫌起诉的忧虑之中，以致无法进行正常交易。
大约是1977年，我访问了古巴。在古巴期间，我接到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索罗门的邀请，他要我回程经过美国。他还向我解释了在钢铁贸易中实行的双重市场价格制度。索罗门副部长认为日本以提高成本后的价格向美国出口钢铁的话，就不怕因倾销之嫌被起诉了，也就是说他希望实行起始价格制度。
于是我要求他：“就请您给日本炼铁厂定个成本价格吧。”我认为，只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私营企业的成本数字就不会是公开的。不过索罗门副部长到底是急于结束日美间的贸易摩擦，他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一阵争论。之后，我问：“不一定要哪个企业的具体数字，各公司的平均数就行了。”于是他们对我说：“告诉我们一个说明你们目标的数字就行了。”
起始价格制度曾受到批判，但从日本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全的价格制度。这一谈判我认为是成功的，只是没能持久。
这是因为巴西、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钢铁贸易中来了，各国的生产成本差别太大，自然也就难以维持起始价格制度了。后来，根据自行调整原则又实施了数量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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