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的战争加剧了社会上本已存在的紧张氛围，最终导致内乱出现。传统上，学者们都认为14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没有下半叶那么糟。这可以说是一种误解，至少概括得太简单了，我们之后会讨论佛兰德的情况并总结近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到时我们就会发现传统说法的不完备之处。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再讨论一下佛兰德南边的邻居——法兰西王国。
1320年，当国王腓力五世表露出亲自率领十字军前往圣地的意向时，饥荒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法国北部地区。法王表态之后，人们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这么做可能有助于基督教子民与上帝和解。大斋节（Lent）到复活节前后，在王室集结自己的远征部队之前（其实王室始终没能集结起自己的部队），大量自称十字军战士的人（其中许多都出身低微）聚集到了王国最北端的地区。这群人社会地位不高，里边还有牧羊人，因此被蔑称为“牧羊人十字军”（pastoureaux），意思是他们没法承担战争的使命。
牧羊人十字军的领导者们身份不明，也许包括一些被剥夺圣职的神父，他们拿起武器的理由和参加教会授权的十字军远征的神父一样。然而，他们手下的部队缺乏纪律，对社会上层心怀怨恨，也对国家没能召集起一支十字军感到不满，于是，这支军队很快将愤怒倾泻到了其他基督徒身上。在巴黎，这些自称十字军战士的人甚至攻击了沙特莱（Châtelet），即管理巴黎的王室官员们的驻地。这些人继续从底层（有时是中产）人群中获得支持，他们的敌人则诽谤其男性支持者为懒汉，女性支持者为妓女。
暴力活动在这个王国中扩散开来，南方也未能幸免。各地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或惨遭屠杀，或被迫改变信仰；而不久之前（1315年），这些犹太人才在付出代价之后被重新接纳为法国的一分子（1306年时他们曾遭驱逐）。一些王公贵族插手此事，最终王室也派兵消灭这些从十字军战士变成暴民的人，牧羊人十字军的残余势力逃到了西班牙。当然，这些人在西班牙也仅仅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很快就被忠于阿拉贡王室的军队剿灭了。
这场牧羊人十字军暴动历时短暂，佛兰德的下层起义活动则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大饥荒期间，佛兰德社会就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力活动，因为民众感到富人违背了当时深入人心的道义原则——富人剥削穷人以获取利润是不正当的，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显然是不道德的。城镇市场缺乏产品供应，食物价格高企，下层居民要借债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需要。这一切让人们对富人产生了疑虑，中间商尤其遭人痛恨。有人说，有些内河驳船满载着粮食谷物，这样的谣言激起了一场可怕的暴乱。暴乱之后，始作俑者（很大一部分是女性）遭到了报复，在杜埃，他们被割掉了舌头，以示对煽动暴行的惩罚。
在饥荒年代，这类扰乱社会和平秩序的流血冲突还是地方上的孤立事件。然而在佛兰德，饥荒之后的惨象、法兰西和佛兰德长期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英法战争的经济后果（封锁与海盗活动），催生出两场持续时间较长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撕裂并永远改变了城镇与乡村的文化。第一场运动是1323年至1328年的农民大起义，第二场运动则带来了范阿特维尔德（van Artevelde）自14世纪30年代起的统治。
14世纪初，法兰西和佛兰德之间的和平状态一再遭到破坏，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试图弥补，却将意料之外的重负强加给了佛兰德的农民。法兰西人最终取胜，佛兰德人需要向他们支付赔偿金，赎回在战争中被俘的佛兰德贵族也需要赎金，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落在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乡村居民身上。此外，重归故里的贵族们也着手恢复自己土地的产出，这引起了许多农民的疑虑，甚至让他们和贵族完全对立。1322年之前的情况固然糟糕，但那时有许多佛兰德领主死去，另有大量贵族身陷牢狱，对农民而言，传统封建地租等形式的剥削是有所减轻的。在佛兰德伯爵获释并从法兰西返回本土之前，城镇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布鲁日。伯爵返回后，希望重拾（也许是加强）权力，减少城镇的特权，至少在一些中下层人士眼中是如此。于是，在1323年冬季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短暂的暴乱。
政府限制暴力并磋商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一开始似乎成功了，但平静的状态只是表象。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贵族和社会中下阶层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对立终于在1324年末再次酿成暴乱。从伯爵当局和城镇贵族手中，布鲁日的下层人民夺取了政权，其他城镇里上层人士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伯爵试图扭转局面，但没能成功。事实上，连伯爵本人也被起义者俘虏了。此后伊普尔等城镇也落入了声称代表下层利益的革命政府手中，这些政府被称为“织工的政府”。
对抗布鲁日的势力在根特的显贵寡头和贵族同盟的统领下发起反击，但没有成功，起义引发的内战仍在持续。连根特城中的纺织工人都发起了叛乱，只是未能成功。在动荡的1324—1325年，纵火时有发生，其对象主要是贵族的居所。此外，双方都对怀疑是（或可能成为）自己敌人的群体进行了屠杀。
不用说，法国很快介入，还采用了多种手段。教会向暴动的地区颁布了禁令，法国王室则试图分化起义者，和倾向于释放伯爵的派系达成和解。这样的手段取得了成功，人们也提出折中方案：只要起义领袖愿意放下武器，拆除工事，撤销新近引入的反贵族的管理模式，比如由在佛兰德权势甚大的起义首领（hoofdmannen）管理的模式，他们便能得到宽恕。
许多起义者都愿意接受上述安排，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为所动，在后者控制的地区中出现了恐怖统治。反对起义和对起义漠不关心的人都成了大规模屠杀的牺牲品。落在这些激进分子手中的贵族境况尤其悲惨。据说有些贵族被迫杀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有证据的。1327年，局面进一步恶化了。(www.xing528.com)
法国人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介入，于是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毫无疑问，倘若佛兰德的起义者把力量集中起来，是能组建起可与法国人抗衡的军队的。然而，他们无法确定法军的攻击来自何处，还要警惕佛兰德内部的敌人，提防他们在背后对抗。1328年秋季，在卡塞尔（Cassel），一支庞大但并不具压倒性优势的起义军占据了坡顶的位置，等待对手到来。一路上大行毁坏的法军到达后，考虑到上坡攻击的困难，决定推迟进攻，这一战术给法军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佛兰德人决定下坡主动求战，最终损失惨重。根据战斗之后的死者统计，起义军至少损失了3185人。之后，这些死者的财产全部遭到没收，在该伯国其他地方被捕的起义者或是遭到处决，或是被没收财产，或是在被处决后财产充公。
这些起义者本打算建立“没有腐败的世界”和“没有特权的世界”（TeBrake，1993年）。在热情高涨的时候，他们无疑是为此奋斗的。在现实中，这些起义者试图减轻税收和赔偿金的重负。佛兰德的税负总是很重，因为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法国或某些贵族总会要求平民提供钱财，作为每次停火的补偿。从法律上说，大多数农民已是自由之身，但他们还想避免强加的经济义务，以免在经济上陷入被奴役的地位。再说纺织工人，他们也想要平等，但若非情况失去控制，更多的尊重、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升迁机会和价格控制等条件是本可以让他们满意的。
对抗起义者的军队同样怀有高尚的理念。在他们看来，对手喊出那样的口号，是要颠覆上帝认可的社会体系和等级制度。于是，他们要求教会谴责起义者及其僭越之举，竭力将自己重建社会秩序的暴力举动宣传为神圣的行为。镇压起义的军人们认为自己相当于一个世纪前的神圣的十字军战士。
种种痛苦和仇恨对佛兰德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起义者及其后人总是回想起那些残酷的压迫，贵族们也忘不了自己受过的羞辱，以及针对他们家人的那些近乎仪式化的暴力行为。中世纪佛兰德社会那种各阶层之间的基本信任也荡然无存。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恐怕已不能算作中世纪社会了，因为佛兰德人效忠的对象已经改变，传统上种种有机体式的政治合作已不再可能。
这有助于解释一场也出现在佛兰德但没那么暴力的革命活动，即范阿特维尔德政权的建立。在动荡岁月中，根特城依旧“忠于”伯爵派系，但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根特城希望获得相对自治的地位，以及受其他城市、内陆地区和伯爵尊重的经济地位，只是根特想成为佛兰德首要城市的野心没什么人买账。尽管如此，14世纪30年代时，在范阿特维尔德充满感召力的领导下，根特确实获得了重要地位。面对试图剥夺根特城特权的伯爵，范阿特维尔德还成功重塑了内部的城镇联盟。
国际政治局势让范阿特维尔德有机会发挥作用。从英格兰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毛）是在根特接收的，因此该城是战略要地，想在百年战争之初摧毁英格兰出口贸易的法国急需根特的支持。然而，尽管法国人向根特市民频频示好，范阿特维尔德却更倾向于英格兰，并最终邀请英王爱德华三世前来，承认其对法国王位的宣称权。除此之外，范阿特维尔德还对国际局势善加利用，在本地伯爵政治中长袖善舞，让根特成为重要的粮食出产地，从而不至于只依赖不稳定的纺织业收入，这一切使根特在佛兰德获得了近乎霸主的地位。
上述情形的长期影响超出了本书的涵盖范围。我们在此可以说的是，14世纪20年代发生在佛兰德的可怕暴力事件，以及14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种种不稳定情况与奇特的政治架构，都预示了欧洲许多地方将要发生的事，那就是在乡村和城镇地区出现规模难以想象的暴力活动，比如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137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Ciompi）起义、1381年英格兰的农民起义等。不过，佛兰德的暴力活动不仅是最早出现的，还是整个14世纪的革命活动中最持久的。暴力在佛兰德造成的伤亡也最惨重，比其他地区大好几个数量级。
【注释】
[1]贵族和教士在1311年迫使爱德华二世签署《1311年法令》（Ordinances of 1311），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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