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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民间思潮的变化与出版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

时间:2023-07-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以长安为代表的官方修史、撰书之类的叙述,曹之所撰的《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有备述。下面我们着重从民间思潮的变化、出版方式的转变中寻找一点历史的蛛丝马迹。上文提到,脱胎于鲜卑族拓跋氏北朝的隋唐究其根本是掺有少数民族血统的贵族建立的中原朝廷。这些思想的苗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当时的出版活动中。[21]他的“出版方式”比较奇特:常常把诗写在天台翠屏山的岩石、树皮上,甚至是地上,写完就走。

唐代民间思潮的变化与出版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

关于以长安为代表的官方修史、撰书之类的叙述,曹之所撰的《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有备述。下面我们着重从民间思潮的变化、出版方式的转变中寻找一点历史的蛛丝马迹。

上文提到,脱胎于鲜卑族拓跋氏北朝的隋唐究其根本是掺有少数民族血统的贵族建立的中原朝廷。统治者其实对儒家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如长幼、尊卑、男女,是很不在乎的。历来有篡位习惯的君主,在登上皇位后,面对宫闱之乱、女人干政、宫廷政变,都觉得似曾相识而又束手无策。《资治通鉴》卷二百九载:

上御梨园球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朋拔河,韦巨源、唐休璟衰老,随踣地。久之不能兴。上及皇后,妃、主临观,大笑。[16]

这种以消遣宫女和群臣为乐的游戏、在宫廷中开设交易市场的黑色幽默大大稀释了皇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消解君臣礼仪的游戏一有开端,便难以收拾。葛兆光先生认为,“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的原则已在这种戏谑中被瓦解了。[17]换言之,君臣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保证皇权的威严。[18]而李显在房州、均州的14年的软禁生涯让他丧失了在都城长安接受政治训练的机会。远在京城的政变(704年)一下子让他重登皇位,这幸福来得实在太突然。他“理所当然”地兑现自己对妻子的承诺,就清晰地表明他根本不懂得“权变”二字的深刻含义,因而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如果他母亲的考核成绩是60~70分,他只有0~10分。

到了唐玄宗当政初期,重建思想与秩序的愿望一度十分强烈,他不仅下令淘汰僧尼、廷试天下县令,还诏令群臣整理四部图书,由元行冲编写了《群书四录》,并建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以为天下表率。这样一来,“上天—君王—大臣—民众”四者的秩序似乎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然而,无论是唐中宗式的“自我消解”,还是已经从愚昧中解放的民众对权贵、财富的主动“消解”,随着图书的普及、雕版印刷术的流行、文化知识的普及,一场民间的自我解放、自我启蒙运动似乎已经悄然开始了。

这些思想的苗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当时的出版活动中。例如,生活在唐高宗武则天年间的著名诗僧王梵志创作了大量的白话文诗作。这些诗文往往通过手抄口诵的方式在佛教徒及民众间传播。其浅显而幽默的语言充满了人生哲理,可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诗常常将权贵、土财主、富商们戏谑得一文不值。例如:

城外土馒头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他家笑吾贫

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

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

你富户役高,差科并用却。

吾无呼唤处,饱吃长展脚。

你富披锦袍,寻常被缠缚。(www.xing528.com)

穷苦无烦恼,草衣随体着。[19]

类似的还有寒山拾得这样的诗人。[20]寒山,据一些学者的考证,极有可能是隋代的贵族后裔。他参透儒、释、道,一度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浙江云台山修行。[21]他的“出版方式”比较奇特:常常把诗写在天台翠屏山的岩石、树皮上,甚至是地上,写完就走。有“好事者”将它一一记录下来,才得以结集成稿,流传开来。他对宗教中出现的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戳破了一些假教徒的功利面目,如《摘录一》;他更把七八世纪的名利场、普通民众的不觉悟讽刺得入木三分,如《摘录二》。

摘录一

语你出家辈,何名为出家。奢华求养活,继缀族姓家。

美舌甜唇嘴,谄曲心钩加。终日礼道场,持经置功课。

炉烧神佛香,打钟高声和。六时学客舂,昼夜不得卧。

只为爱钱财,心中不脱洒。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

摘录二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贪财爱淫欲,心恶若豺狼

地狱如箭射,极苦若为当。兀兀过朝夕,都不别贤良。

好恶总不识,犹如猪及羊。共语如木石,嫉妒似癫狂。

不自见己过,如猪在圈卧。不知自偿债,却笑牛牵磨。

人生在尘蒙,恰似盆中虫。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

从寒山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精神世界超越世俗、出佛入道的老庄式人物。他不仅受到当时一些官员的崇拜(如贞观年间的台州刺史闾丘胤,曾作《寒山子诗集序》),还在20世纪初受到日本人的喜爱,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更是欣赏他“随兴、无为、不修边幅的隐士风格”,把寒山当作嬉皮士的鼻祖。

王梵志、寒山子等人的思想如空谷足音,大音希声,从他们的诗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独立人格的高尚与可贵,仿佛听到了在唐代社会个体生命的人格拔节成长的声音。这些在当年被官方视为非主流的暗火只是在民间局部地流行而自生自灭,有没有比他们更为隐逸、更为卓绝的人物呢?也许会有,也许他们没留下文字,也许他们的文字在历代的战火中已化为灰烬而未能传世。因而只有把思想赋予诗作表达出来,并以某种载体出现,即使写在纸上、石头上,只要“出版”了、传播了,就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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