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烟、赌是广西三大害。”[96]匪患对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危害固然是民众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赌博、抽鸦片、酗酒等恶习则导致了部分民众的进一步贫困化。
（一）赌博问题
广西向来赌风极盛，城乡从事赌博者不在少数，一般农户都有在农闲时赌博的习惯。近代以前，尽管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贫乏，民间娱乐较少，但除部分壮族地区外，从事赌博的人较少。清末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外来人口的进入，汉族商人、赌头和务工人员将赌博等不良习惯带入民族地区，使得赌博之风到处盛行，很多少数民族民众染上了赌博习惯。而政府对赌博的查禁不力和抽取赌捐，更加剧了赌博在民族地区的盛行。
清末时，政府因财政开支浩大，为筹措费用而设赌捐。据《晚清广西大事记》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6月，“桂抚黄槐森转饬各府州县官绅，从赌博中筹饷，用以招募安勇。南宁知府惠荣设局征收赌捐充饷”。[97]这加剧了民族地区赌博的盛行，如新宁州（今扶绥县）“向来赌博为甚，三五游惰，往往破产”。[98]
旧桂系时期，广西赌禁大开，政府公开收取赌博捐，作为其财政的来源渠道之一，导致赌风极盛，“赌宝、赌番摊为两粤地方通俗，政府因之征赌税，岁入巨万”。[99]“中国二十余行省，赌风最盛首推两广。其赌法种种不一，除番摊外，如山票、铺票、白鸽票、诗票、花会打迷，以及牌九、麻雀等等，不胜枚举。溯自前清时代禁赌令下，停者数年，迄今又大开赌途”。[100]在瑶族地区，据20世纪20年代在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调查，“赌博和鸦片原来不见于傜山，而后来竟拜汉人之赐把这些灭种的东西传播入区。各处傜村，因染到这些嗜好而倾家荡产的时有所闻，足见烟赌之为物，虽爱财如命的傜人，明白知道是险，终不免自投到死窟中去，引诱的魔力，一何伟大！”[101]该地“罗运一家姓赵的，原籍广西容县，不知如何竟做世外桃源之想，举家迁入傜山。迁入时除带了一架坭砻供傜人磨谷之外，更带入烟枪烟灯及各种赌具供傜人消遣，傜人因消遣而把生命财产消遣了的，前后不知多少”。[102]彝族地区的赌博之风亦由汉人传入，据20世纪50年代在那坡县彝族地区的调查，“1916年后，有很多汉族地主来到这里开赌场。他们常请彝族的老人喝酒，喝醉了就赌钱”。[103]
新桂系时期，尽管当局颁布法令严禁赌博，但收效却不大。如在壮族地区，“广西南宁、龙州各属，番摊林立，地方官则每摊日收规十四大元”。[104]雷平县（今属大新县）“偏僻村屯秘密之赌，时有所闻”。[105]崇善县（今属崇左市）“鸦片、赌博……肯趋向者亦复不少”。[106]
日军第一次侵入广西时，在桂西南地区大量开设赌场，引诱少数民族赌博，加剧了赌博在民族地区的盛行。如日军侵入龙州县时，在当地扶植汉奸成立维持会，维持会为增辟财源，公开在市场开放“赌摊”，引诱当地壮族民众赌博。[107]日军控制邕钦线后，在邕宁县那陈乡（今南宁市邕宁区那陈镇）“开设烟馆赌馆，……藉以榨取民众的金钱”。[108]南宁郊区的“心圩一带，都成了赌场之所，（日军）每早每天收捐税六元‘军用钞票’，敌人到处吹、嫖、赌、饮，什么都做”。[109]
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赌博也很猖獗。如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赌博一项除妇女外，嗜之者几为百分之九十，因赌博而丧家败行者其事恒有”。[110]该县“旧社会有54%的青壮年参赌，当时，在地主官僚的纵容下，流氓赌棍勾引来赶圩的农民参赌，赌场经常有一、二百人，他们从中分肥”。[111]该县“六圩，每圩街旁摆开二十多个赌摊，赌业十分兴旺，吸引了不少来人。一些流氓地痞摆摊聚赌，从中抽头，夺取了赶圩买卖的农民钱财。仅仅下南乡估计，当时赶圩参与赌博的人，约占青壮年男子的一半，给人们造成祸害”。[112]
赌博极易上瘾，赌徒在输光了身上所有时就会不顾一切后果，想方设法借入高利贷再去赌博，以求扳本。如20世纪40年代，贺县（今贺州市）瑶族借高利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赌博”。[113]另外，赌徒在赌博时所欠赌债若没有当场还清，则转为债务，大多属于高利贷，须支付高额利息，这亦为赌徒负债的一个直接原因。
（二）不良嗜好
少数民族民众的不良生活习惯往往也导致他们借贷。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极其落后，娱乐方式简单，再加上劳动强度较大、民众性格豪爽等原因，很多人染上了抽烟喝酒的恶习。几乎广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这种嗜好。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广西的“兄弟民族，……普遍喜爱喝酒（一般爱喝25～40度的酒），过去他们习惯在赶圩出售土特产品后得钱买酒，遇见熟识人，便邀来同饮，往往除醉方休。兄弟民族也普遍爱吸烟，……但他们对于烟、酒一般不会自种、自酿，依外来供应”。[114](www.xing528.com)
瑶族染上这些嗜好的人很多。20世纪20～30年代，中山大学生物系任国荣在广西瑶族地区调查时发现：“酒与烟都是傜人所最嗜的，不做工而深居简出的男子们，把烟酒当做最重要的消费品。烟购自汉人，酒依然，只有木薯酒是自酿的，不特其淡如水，而且带有酸腥等不快的气味。”[115]“烟酒为傜人日常嗜好品，几等于必需品。吾等每与之同餐，彼等必豪饮”。[116]瑶民“几乎每餐必饮，不饮不欢，必醉而后止。……瑶山通行双蒸酒或三蒸酒，含醇甚少，彼辈则一口一杯，普互相顾盼，缓缓嚼菜。据云：普通每人能喝酒二斤，量大者能喝到四斤之多”。[117]“各傜人多嗜烟酒，老少皆然，惟女子则否，酒大都购自汉人，烟亦然”。[118]上思县的瑶族也极爱喝酒，“家里没有酒，就向地主借。一斤淡酒三斤粮，今天三斤，明天两斤，积年累月，变成几百斤大账，于是地主又用高利贷来盘剥”。[119]
壮族有相当部分群众极爱烟酒，耗费了他们有限的收入。明代中叶后产生的壮族著名哲理诗《传扬歌》，主要流传于都安、马山、上林、忻城、柳江等地，该诗有壮族嗜好喝酒的内容，译成汉文如下：“养只牛大耕田，有米千米万；还有什么操心，事情全随便；日吃三回酒，人进成个官。”[120]清乾隆时曾任广东灵山县（今广西灵山县）知县廖位伯（壮族）在一首诗中写广西左江一带的民族风情：“水浅鱼还上，俗淳酒易赊。”[121]该诗就反映了清初时桂西壮族赊酒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近代后仍很常见，如雷平县（今属大新县）“唯酒之所嗜，凡属男子，到处皆然”。[122]龙胜壮族“男人有80%以上会抽叶烟，在十多岁就学了，……叶烟多为自种，也有向外买回的”。“饮酒的人相当多，每十个男人中亦有七、八个，女人有4%左右饮酒，他们亦从十四、五岁学起”。[123]
苗族群众也十分喜欢喝酒，据20世纪30年代广西民政厅的调查，“（苗冲）各熟食摊中最不可少者，实为玉米酒。苗人每三五成群，蹲酒缸边，操瓢买饮，有否下酒物，固所不计，然不醉勿归，则人人皆同此心理也……短见之苗人，春耕秋获，夏樵冬猎，生活本已极艰，而又酗酒性成，一年力作，不足半载所需，故青黄不接之候，多以借贷为生，然借贷亦无仁良之债主，不得不俯就市侩之宰割耳”。[124]同期田曙岚在桂西北旅行时也发现这一情况：“白苗男女皆嗜酒，每赶一圩，不醉无归。”[125]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苗族地区的圩市上，“喝酒的，几乎都是苗族男人”。[126]
其他民族也多有这些不良习气。毛南族“每个成年男子都嗜好喝酒，过节或宴会都到圩市买酒，……每逢圩日，有的人要尽醉方休”。[127]彝族亦有酗酒的喜好，“猡猡……性嗜酒，挑柴入市得钱数百，只供一醉”。[128]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鸦片尚少，纸卷烟几乎老少咸宜”。[129]宜北县（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群众“宴会、尚饮酒、赌博、打纸牌、吹烟，向亦所在多有”。[130]
少数民族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十分贫困，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开支费用，使得他们因入不敷出而不得不依靠借贷解决。
（三）吸毒
近代后，鸦片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逐渐盛行，因社会文化落后，娱乐单调，劳动强度大，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吸食鸦片的人逐渐增多，特别是在临近贵州省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吸毒者更多。如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以地连黔省，黔之鸦片入境易，价亦廉，且社会生活简单，人无正当娱乐，工作之余及稍闲散者，除抽吸鸦片之外，几无其他消遣，鸦片之毒，遂深入于思恩社会而不可拔”。[131]龙胜龙脊村，“抽大烟的人在解放前亦有七、八盏烟灯”。[132]
吸毒者在需要毒资购买毒品而身无分文时，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借入高利贷，以求得到暂时的满足，这在后文会有考察。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人往往同时染上多种恶习，这些生活陋习，不但导致少数民族民众的贫困化，而且一些人因染上这些恶习不能自拔而不得不借贷以满足其需要。因此，民众不当的消费方式不但是借贷的间接原因，而且直接导致他们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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