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贿买报纸的阴谋全揭秘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营造舆论，1915年8月，袁世凯派人携带巨款到上海收买报纸，《申报》探悉这一阴谋后，采取巧妙手法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启事，公开向社会公众揭露此事。启事说：“来电传言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事之确否，固不敢信，惟有人投书本报询问，此事并及本报宗旨者，故略表数语如下：按本馆同入，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11]这种斗争方式十分巧妙，表面上是回答读者的问题，声明自己的清白，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政府收买报纸阴谋的深刻揭露。在广大读者的众目睽睽之下，本想接收贿赂的报纸也不敢贸然行事了。

袁世凯对《申报》的巧妙斗争策略，确实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公然向《申报》动用暴力，否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了。另外，《申报》馆，设在租界里，并且具有英商背景，袁世凯即使想打击《申报》，确实有点鞭长莫及。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必须取得外国列强的谅解与支持（如，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为交换条件，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秘密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因此袁世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敢冒着得罪列强的风险，派人到租界对《申报》及其他报刊“动粗”。袁世凯贿买上海报纸难以成功，1915年9月只好派自己的御用报纸——北京《亚细亚日报》到上海出版分版，为复辟帝制营造舆论。

上海《亚细亚日报》创刊前，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在各报刊出启事，声明本报“总撰述为在《时报》《申报》担任北京通信之黄远生先生”。可是上海《亚细亚日报》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出版之际，黄远生由北京抵达上海后，于9月3日在上海各大报刊出启事称：“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12]黄远生此举，无疑向社会各界和公众公开表示与袁世凯政府决裂的态度。

黄远生（1885—1915），原名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江西九江人。黄远生年少时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名声大噪。辛亥革命后，他弃官从文，全身心投入新闻事业，担任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是民国初年的名记者之一。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业史》中称之为“报界之奇才”。民国初年，黄远生的基本政治态度是拥袁反孙的，因而担任过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但随着时局的发展，他逐步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遂宣布脱离一切政党而独立。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时候，对他进行多方拉拢，欲借重其文名和声望。黄远生为了摆脱袁党的纠缠，于1915年9月离京逃至上海，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表明反对帝制立场，随后因担心袁世凯报复而被迫流亡美国。(www.xing528.com)

《申报》把黄远生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这对即将出版的上海《亚细亚日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海《亚细亚日报》一出版就收到许多群众的抗议信，有署名“帝制之敌”、“反袁至死”等，并声言将以激烈手段对付之。该报也不得不承认“恫赫之书信来者益多”，请租界巡捕房派巡捕保护。^[13]但仍不能免遭横祸。在出版的第二天就有人从正门掷入巨型炸弹，炸死三人，伤十余人，馆内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亚细亚日报》并没有吸取教训，停止出版，反而挟政府之力，要求租界当局从严追究。不料11月17日，又有人从二楼窗户投入炸弹，经理刘竺佛受伤，房屋及家具破坏严重，加之四周邻居的反对，该报被迫停刊。

以前，只有袁世凯动用暴力手段查禁报馆、残害报人，现在民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炸毁袁世凯的御用报社，确是天下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