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研究：探索二次创作与献给逝去的武林的挽歌

法国电影人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法国银幕》第144期发表了题为“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的论文，将导演的摄影机比作作家的自来水笔，为“作者论”的诞生埋下了种子。美国电影理论家安德鲁·萨里斯在《关于作者论的几点认识》中提出，如果导演满足以下三个标准，那么，他就享有“电影作者”的称号：第一，技术的标准。导演能否娴熟地驾驭电影技术。第二，风格的标准。导演在自己所有的电影作品中注入一贯的特殊的主题内涵、电影语言的风格特征，从而烙下明显的、统一的个人印记，而且是不从众、难以复制和易于辨认的。第三，内在意义的标准。导演从个人风格和矛盾冲突中体现影片内在的意义，不受商业因素和行业制度的束缚，是导演独有的“热忱的灵魂”。^[34]从这个意义上看，徐浩峰足以被称为“武侠电影的作者”。他对电影技术的纯熟驾驭和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最终指向了“徐浩峰武侠”高度统一的精神内核——献给“逝去的武林”的一曲挽歌。

与此同时，在个人风格的形成方面，徐浩峰作为作者导演又是特殊的。其个人风格的形成不仅来自一贯的艺术理念、高度统一的精神内核和自编自导的创作形式，更来自自身艺术创作的跨文本属性。中外影史上的作者导演众多，但身兼导演和作家、从事跨文本创作的作者导演较为少见。“自编自导”对徐浩峰来说有着双重含义，先是自我改编，然后才是自我编剧。可以说，徐浩峰作品中专属的气韵，很大程度上继承自他本就浑然一体的武侠小说世界。不仅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如此，其他导演改编自其小说的电影也带有鲜明的、易于辨识的徐浩峰的烙印。归根结底，这种无论在哪部作品、谁的作品中都不可磨灭的独特气韵，来自徐浩峰对“逝去的武林”的历史、文化的长期的、专一的、精深的研究。

在个人风格的形成因素中，徐浩峰较多数导演不同的是跨文本性。而他在个人风格的具体呈现上，大致体现出四方面的特征：祛魅化的侠客形象、职业化的武林空间、理性化的动作设计和以传承为中心的价值表达。(www.xing528.com)

毫无疑问，武侠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英雄主义。就刀剑武侠片而言，英雄主义呈现出个人的、他者的和社稷的三个层面，包含个人品质、行侠仗义、维护社稷等内容；而就功夫武侠片而言，中国传统的功夫武侠片“民族主义的主题变成了武侠片中与惩恶扬善并列的重要观念取向”^[35]。以雪洗国耻为核心的传统功夫武侠片，塑造了背负民族创伤与耻辱记忆、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李小龙式英雄和“一方面站稳民族立场反抗洋人欺侮并发扬国粹，另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落后及民族劣根性，虚心吸取西洋文化优点；忧国忧民，背负国家和民族前途”^[36]的黄飞鸿式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徐浩峰导演的电影《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师父》，以及参与创作的电影《一代宗师》《道士下山》，都不同程度地摆脱了民族主义的主题，由此呈现出祛魅化的侠客形象、职业化的武林空间、理性化的动作设计和以传承为中心的价值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