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的历史问题及天府文化之源

◎ 田　尚　邓自欣

都江堰是驰名中外的伟大水利工程，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丰碑。它不仅发展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和航运事业，而且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治水经验，对当时和后世的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关于它的兴建，有几个历史问题至今众说纷纭。例如：李冰是什么时候修建都江堰的？他开凿的离堆在什么地方？宝瓶口是不是李冰所开？当时的沫水是今天的哪条河？

要弄清上述问题，就必须从都江堰兴建的由来及其工程体系进行考察。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又称川西平原）的西北角，在灌县城西北约1.5千米的岷江中。李冰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积极同自然灾害做斗争的伟大代表。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完全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当然也有他本人的一份功劳。

古代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及其大小支流长期冲积而成的，呈扇状地形，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16.4℃），雨量充足（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十分适合农业生产。但是，这里降雨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春冬稀少。由于缺乏水利设施，成都平原容易出现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尤其是岷江洪水，危害特别严重。

岷江发源于松潘以北的岷山（高4000余米），流经海拔3000多米的川西高原，两岸皆为崇山峻岭，河床甚陡，水急多沙石，到灌县流出峡谷，进入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江水迅速减慢，流沙卵石逐渐沉积下来，淤塞河床。每年一到夏秋雨季，岷山冰消雪化，大雨滂沱，山洪随之暴发，横流遍地，成都平原顷刻间变成水乡泽国。洪水消失之后，又经常久旱无雨，造成赤地千里的惨景，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平原上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了生存和生产，自古以来就同水旱等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春秋时期，在蜀王杜宇统治成都平原时，岷江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即杜宇帝号）不能治”^[1]，乃命丞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2]，使“民得安处”^[3]。如何决玉垒山，文献虽无详细记载，但《尚书·禹贡》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篇”又曰：“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由此可见，“决玉垒山”即在灌县岷江东岸开沱江，疏导岷江的洪水，绕行玉垒山麓，东流入成都平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灾害的情况。不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分洪措施。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根除水害。北宋张俞在《郫县蜀丛帝新庙碑记》中写道：在开明治水以后，“沫水（指岷江）淫流，沃野岁灾，民受其害”^[4]。陈炳魁《都江堰歌》亦云：“我闻离堆未凿前，大江茫茫水一片。奔流直泻下西南，郫下每闻吾鱼叹。”^[5]成都平原的水灾还是十分严重。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人民迫切需要彻底根除岷水害。秦统一蜀地为战胜成都平原的水旱灾害创造了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有利条件。这一历史任务，终于被当时“能知天文地理”“识察水脉”的地方官李冰完成。

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以后，李冰继张若为蜀郡（治所在今成都市）郡守。他在任期间，为了根除水害，亲自实地调查水道，观察地形，认真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然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岷江的水量和地形的自然坡度，在灌县西岷江出玉垒山处，建成了规模巨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终于变水害为水利，使岷江水“驯服”地灌溉成都平原的良田沃土。

关于都江堰修建的具体时间，历史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引《风俗通》，与《水经注》基本相同，仅多“冰凿离”四字。《风俗通》原著早已亡佚，无从查对，但不可否认，最早认为都江堰是秦昭襄王时代兴修的人是应劭，郦道元和王象之皆同意他的观点。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则认为：都江堰是“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时修建的。对于这两种意见，谢忠梁同志《关于都江堰历史的两个问题》一文已经做了详细考证^[6]。他认为应劭的意见是可信的，因为秦孝文王于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即位，只当了3天王就死了，按照传统的纪年方法，也给他算了即位1年。但“三天或者一年，都不可能建成都江堰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谢忠梁同志还进一步肯定李冰是在昭襄王后期修的都江堰。他说：“据《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蜀郡守还是张若。可见，李冰为郡守最早也只能是昭襄王三十一年至五十六年以前的时期。因此，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也只能在昭襄王后期，即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251年的26年之间。”我们基本同意谢教授的意见，但从《华阳国志》的行文来看，也很可能“孝”为“昭”之误。理由有二：第一，常璩在编纂《华阳国志》时，定看过应劭的《风俗通》，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是不可能随便改动的。第二，周灭于公元前256年，相当于秦昭襄王五十年，正是李冰为蜀郡守的时候。而秦孝文王只在位3天，不可能“以李冰为蜀守”。今天的印刷条件比当时不知要进步多少倍，尚且难免出现错别字，古代文献就更加难免了，可惜没有其他文献可以参照，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但比全盘否定《华阳国志》的记载要稳妥一些。当然也有可能在秦孝文王在位那一年刚好建成都江堰，如果这样的话，《华阳国志》的记载就是完全正确的了。

关于李冰兴建都江堰的具体过程和工程措施，文献记载略而不详。《史记·河渠书》最早记载曰：“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比《史记》成书稍晚的《汉书·沟洫志》，几乎全都抄录了《史记》的词句，只有个别字改动，如“冰”改为“李冰”，明确肯定《史记》“冰”为“李冰”；“碓”作“”，皆古“堆”字。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亦记载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7]进一步明确了建堰的时间和溉田的数字。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又做了重要补充：“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

从上述简略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冰设计和主持建成的都江堰，应当包括渠首分水工程和灌溉渠道工程两大部分，是一个科学而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

渠首分水工程是整个水利工程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当地广大人民的安全和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命运。它又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史记·河渠书》所说的“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离堆原是灌县西门外玉垒山（古称湔山）斜伸到岷江东岸的一块石砾岩，十分坚固。李冰深知，欲消除岷江洪水的危害，必须想办法控制岷江的水量，洪水来时，能让其顺利排泄，不致泛滥成灾，平时又能进行充分灌溉。李冰凿离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治水的第一步，就是领导群众用铜凿铁斧把玉垒山劈开。被凿开的那块砾石，成为脱离母体（玉垒山）之丘，孤立在内江南岸，故名离堆。被凿开的缺口，宽约20米，高30多米，长100余米，形如瓶口，俗称宝瓶口，成为内江的总进水口。由于它的岩层极为坚硬，不仅不易被洪水冲毁，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内江的流量，起到防洪和排泄的作用，使内江分岷江水顺利地通过宝瓶口，沿“郫江、捡江”进入成都平原的大小渠道，以“辟沫水之害”。光绪《灌县乡土志》卷二曰：“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神禹当日导江南下，其别为沱者，绕离堆山麓，然后折而东出，故虽有别出之沱，而灌溉不周，加以沫水淹没，民受其害，自离堆凿，而沱水畅流。”这就是离堆和宝瓶口的由来。由此可见，离堆和宝瓶口都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结果。宋范成大《离堆行》诗云：“残山狠石双虎卧，斧迹鳞皴中凿破。”^[8]清宋树森《伏龙观观涨》诗亦云：“我闻蜀守凿离堆，两岸劈破势崔嵬。”^[9]这些都是对当时劳动人民凿离堆、改造自然的生动描写。

由于离堆和宝瓶口是李冰劈开玉垒山后才形成的，故《史记》和《汉书》皆略而言李冰凿离堆，并不言李冰凿玉垒山，这是古人的简洁文风，人们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有人因此认为宝瓶口是蜀相开明所凿^[10]，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根据地质学家的判断，离堆属于白垩纪砾石粒崖，非常坚硬。现有史料证明，开明王朝时期，蜀国还没有铁器。在洪水泛滥之后，当务之急是抗洪抢险，根本没有力量从事艰难的凿山工程，也不可能用木石或铜制的工具凿开硬度极大的崖石。况且《华阳国志》只言开明决玉垒山，一字未提到离堆或宝瓶口，因此是无法得出这种结论的。

渠首工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华阳国志》所说的“壅江作堋”，即在离堆附近的岷江中，用石笼砌成一个分水大堤，“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11]，现称之为“金刚堤”或“分水鱼嘴”^[12]。它将湍急的江水分为内江（或称北江）和外江（又名南江）。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大量江水由外江排泄，南流至宜宾入长江；内江是岷江的支流，通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腹地，主要用于灌溉和航运，东流至金堂入沱江，在泸州入长江。为了观测水位，李冰还于玉女房下白沙邮做三石人立水中，其标准是“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13]。如江水不超过这个标志，就不会造成水灾。

都江堰的灌溉渠道工程，即《史记·河渠书》所谓“穿二江成都之中”。这是李冰发动群众开凿的两条干渠。据《史记正义》引任豫《益州记》：二江乃“郫江、流江也”。《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中流江作“捡（检）江”。《灌记初稿》第一卷“水利篇”明确指出：“李冰穿二江，双过郡下，为今走马河、柏条河。”这两条河当时都经过成都城南，在城东南汇合成一水，故扬雄《蜀都赋》云：“两江珥其前。”《华阳国志》称两江在成都西南。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西川节度使高骈扩建成都城，改郫江水道，绕成都城北而东南与检江合于合江亭，即今府河与南河（锦江）汇合处。按：今内江（北江）自宝瓶口以下分为三大支流，一曰走马河，自宝瓶口东下经郫县、温江界，到达成都市南；二曰蒲阳河，自离堆北折东北流，经彭县、新都、广汉界，至金堂峡；三曰柏条河，自太平桥下与蒲阳河分派，直东流经郫县、新都界，达成都市北。此与上述历史记载基本符合。由此可见，李冰所穿二江，一为郫江，相当于今天的柏条河；一为流江，相当于今天的走马河。后人在两江的基础上，利用扇形平原地形的倾斜性，又开凿了无数的大小渠道，形成成都平原水利航运灌溉网。

都江堰的建成，使汹涌澎湃的岷江水安然从外江和内江流过，不仅消除了洪水造成的水灾，而且“变凶为沃，人赖其利”^[14]，使成都平原的广大农田得到了灌溉，“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从此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5]。

从上述都江堰的兴建过程及其工程措施中，我们有下面几点认识。第一，都江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成都平原广大劳动人民同自然灾害做斗争的结果，李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因而取得了水利工程的伟大成功。第二，李冰“凿离碓”“壅江作堋”及“穿二江成都之中”，是当时都江堰整个工程的三项主要措施，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目的在于避沫水之害，灌溉成都平原。第三，所谓沫水应指灌县附近的岷江，否则，都江堰的兴建就是无的放矢。第四，宝瓶口是李冰凿离堆后形成的内江总进水口，离堆只能在灌县的宝瓶口附近，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第一，错误地把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与“穿二江成都之中”分割为两个无联系的工程措施。胡渭《禹贡锥指》就肯定地说李冰凿离堆是一事，穿二江又一事，从而就可以把李冰凿的离堆移到任何地方去。这显然是不对的。从都江堰整个工程体系来看，凿离堆和开二江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它们都是为了避沫水（今岷江）之害。凿离堆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岷江的水量，使内江畅通无阻。穿二江是让内江水顺利地灌溉成都平原的农田。不凿离堆，内江水不能通过宝瓶口进入郫、检二江。不开二江，则凿离堆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制约的整体，缺一不可。故自汉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李冰凿离堆、开二江是一码事。他们在著作中言及李冰凿离堆、开二江，都是一并出现，未曾单言。如东汉崔寔《政论》：“蜀郡李冰凿离堆，通二江，益部至今赖之。”^[17]西晋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18]抃宋赵《成都古今集记》：李冰使其子二郎“凿离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数州县稻田”^[19]。《元史·河渠志》：“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明高韶《都江堰铁牛记碑》：“灌有都江堰，自秦蜀守李公冰命其子二郎凿离堆山创筑之，以障二江之水。”^[2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些记载都是有力的证据。

第二，误认为今大渡河是“辟沫水之害”的沫水。其实，古代大渡河名沫水，但与“辟沫水之害”的沫水是两码事，二者毫无关系。关于沫水指今大渡河的说法，最早起源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该书卷十一上说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东南入江。此沫水不是《史记·河渠书》中的沫水，而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沫水。《司马相如列传》曰：“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又云：“故乃关沫、若，徼牂牁，镂零山，梁孙原。”后来，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揖的话说：“沫水出蜀广平徼外，与青衣水合也。”

据考，《说文解字》中的沫水，即《汉书》中的渽水。《汉书·地理志》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北）下记载曰：“大渡水（今青衣江）出青衣县渽，东南至南安入。”又在“汶江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北）下记载：“渽水出汶江县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

因此，今大渡河，古代名渽水，又叫沫水，但与《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中记载的“沫水”是同名异水。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阳山江、大皂江皆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间，夏潦洋溢，必有溃暴衡决可畏之患。自凿离堆以分其势，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泸州以合大江，一派入东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博矣。”按：阳山江指今大渡河，亦名沫水，学术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大皂江即今岷江流经灌县至新津一段。为什么自汉至宋把这段岷江也叫沫水呢？后人曾有解释。光绪《增修灌县志》卷二曰：“大江东南经松茂汶川，抵灌西天彭阙，势益湍悍，号称沫江。”光绪《灌县乡土志》卷二亦曰：“沫水者，谓暴水冲激沙石，淹没农田，故言害，非江之外，别有沫水也。”我们认为这些解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与《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所载完全吻合。从都江堰兴建的由来及其工程措施来看，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的“沫水”，当指今灌县附近的一段岷江，不可能是大渡河。

第三，把灌县的离堆和乐山的溷崖（又作雷垣）混为一谈。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李冰修筑都江堰的情况，而且补充了李冰治水的新史料，即“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又曰：“南安县，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县溉，有名滩，一曰雷垣，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这是前人未曾记录的资料，它说明李冰除了在灌县凿离堆、兴建都江堰外，还到过今乐山市，并在那里发卒整治今大渡河与岷江汇流处的水道。显然，李冰凿离堆和凿平溷崖，是在两个地方所做的水利工程措施。前者在灌县，是为了避沫水（今岷江）之害，引水灌溉成都平原。后者在乐山，是为了“通正水道”，以免“破害舟船”。从工程规模来说，前者是都江堰的一项重要工程，后者只是单一的水利措施。就影响和成就来说，后者远不及前者。所以我国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将这两项不同的水利工程分别记载在江水篇和沫水篇中，没有合并在一块叙述。可是后人由于误把大渡河当成“辟沫水之害”的沫水，也就容易把“离堆”和“溷崖”混为一谈了。

从字面上看，“离堆”和“溷崖”的意义也不相同。离堆，《汉书·沟洫志》作“离”。晋灼注曰：“，古堆字也，岸也。”可见“离堆”的意思是位于岸边的大丘，灌县城西的离堆，正是此种情况。而溷崖的“溷”，《说文解字》和《玉篇》皆释为“乱”，溷崖意即矗立在水中的乱石，或为江中的孤山。乐山的乌尤山即为耸立在江中的天然孤山，非人工所凿而成也。对此，南宋王象之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诂训云，尔蜀江有离，蜀汉亦有离，府治孤山，当渎江、沫水孔道，曰乌尤者，四面崭立，乃真离，与永康所记不同。象之谨按：离之与孤自是两义，江州之大孤、小孤，取其孤立于江中之义也……今嘉州（治所在今乐山市）之离，乃天然孤立，名之曰孤山，正犹（由）江州之大小二孤命名是矣。永康、崇德之离，乃秦太守李冰凿山为二，中为大渠，引水灌成都以通堰水，其取相离之义，亦犹（由）湖南之漓（离）水耳，命曰离，岂不甚当。今《嘉定志》乃指孤山以为离，二义殊不相类。”^[21]光绪《增修灌县志》也曾明确指出上面一些错误看法的原因，认为“李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原未有离堆之名，后世仅据彼有沫水，因以为乌尤山为离堆，特未详考河渠诸书耳”。

上面三个原因使不少人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误认为乐山的溷崖（今名乌尤山）即李冰所凿离堆。当然也还有许多学者不为假象所迷惑，仍然坚持正确的主张。如《大清一统志》“成都府”述离堆在灌县西南。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八：江水“折而南曰灌口，经县城（指灌县）西曰湔江，亦曰都江，即古离堆地”。《灌县乡土志》卷二：“离堆与（灌县）城西角直，即李太守所凿。”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才是正确的，它们才符合历史的真相。就在李冰凿离堆后不久，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22]，路过成都时，曾“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23]，观赏了都江堰这一雄伟壮丽工程。根据地形看，他只有登上灌县城西的斗鸡台，才能远望岷山，俯视离堆，这在乐山市是不可能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如果离堆不在灌县的都江堰，而在今乐山市境的乌尤山，那么，2000多年前，李冰领导四川灌县一带人民兴修都江堰的历史功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1974年3月，在四川灌县都江堰分水鱼嘴附近发现的东汉雕刻的李冰石像^[24]是一个最好的实物佐证，它进一步说明，上述我国古代文献关于都江堰、离堆及沫水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原载于1982年第5期《史学月刊》】

【注释】

[1]扬雄：《蜀王本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五十三。(www.xing528.com)

[2]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3]扬雄：《蜀王本纪》。

[4]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二十五。

[5]《灌志文征》卷九。

[6]谢忠梁：《关于都江堰历史的两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03期。

[7]（北魏）郦道元：《江水篇》，《水经注》卷三十三。

[8]《灌志文征》卷九、卷十。

[9]《灌志文征》卷九、卷十。

[10]喻权域：《宝瓶口和沱江是李冰之前开凿的》，《历史研究》1978年01期。

[11]（北魏）郦道元：《江水篇》，《水经注》卷三十三。

[12]唐光沛：《都江堰名称的演变》，《地名知识》1981年01期。

[13]（北魏）郦道元：《江水篇》，《水经注》卷三十三。

[14]张俞：《郫县蜀丛帝新庙碑记》，《宋代蜀文辑存》卷二十五。

[15]《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6]喻权域：《李冰凿离堆，不在都江堰》，《光明日报》1978年5月4日。

[17]《太平御览》卷七十五。

[18]《昭明文选》卷四。

[19]《蜀中名胜记》卷六。

[20]《灌志文征》卷五。

[21]《舆地纪胜》卷一四六。

[22]《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3]《史记》卷二十九《河渠志》。

[24]《文物》1974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