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绘画：历史叙事与家族赞美

伊斯兰教反对绘制人和动物的画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由于在绘画方面多有限制，穆斯林大都热衷于在书法领域尽显艺术才华，形成崇尚书法艺术的传统，进而将美感融汇于书法之中。15世纪后期，伊斯坦布尔提供了书法艺术繁荣的沃土，汇聚了来自东西方的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穆罕默德二世的皇家图书馆收藏了土耳其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的书法艺术手稿，其中不乏来自遥远的波斯文化古城设拉子和大不里士。巴叶济德二世时期，著名书法家哈姆杜拉（Hamdullah，生卒年不详）创作了六种书写字体，成为后世书法创作的典范。誊抄《古兰经》在伊斯兰世界可谓蔚然成风，清真寺和宫廷建筑上镌刻《古兰经》经文则是奥斯曼帝国书法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式，其中哈姆杜拉以及阿里·马基德·苏伊（Ali Mezid al-Sui，生卒年不详）书写的《古兰经》经文最负盛名。

奥斯曼帝国的绘画体裁，多为各种书籍的插图。关于早期的奥斯曼绘画，目前知之甚少。13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插图画作，只有四幅保存至今。14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插图画作亦是凤毛麟角。15世纪初，埃迪尔内设有隶属苏丹宫廷的画师工作室，最著名的画师名为侯萨姆扎德·苏努拉赫（Husamzade Sunullah，生卒年不详），然而其画作均已失传。至今可见侯萨姆扎德·苏努拉赫的三幅画作，系出自画师艾哈迈迪（Ahmedi，生卒年不详）笔下的复制品，描绘了一群身披金色服饰的骑手坐在绿色的地面上，以金色斑点作为背景，以绿叶和花卉图案作为画作的框架，显示出晚期拜占庭时代的艺术风格。进入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插图画作中开始融入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技法。与此同时，插图画师热衷于以历史叙事作为创作题材，以赞美和颂扬奥斯曼家族为己任，奥斯曼家族人物和历代苏丹的绘图风行画界。

奥斯曼帝国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现存著名画家尼扎米·哈姆萨（Nizami Khamsa，生卒年不详）的两幅绘画手稿，取材于波斯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其中一幅的画面是巴赫拉姆（Bahram）狩猎的场景，另一幅是伊斯坎达尔（Iskandar）及其在黑暗之地的随从。乌赞·菲尔德弗斯（Uzun Firdevsi，生卒年不详）于1490年献给苏丹巴叶济德二世的画作，画面绘有萨巴女王和朝臣以及仙女、魔鬼、动物的图案，显示出同时期设拉子绘画的艺术风格，亦有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绘画痕迹。苏丹塞里姆一世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东方战场高奏凯歌，大量波斯艺术家迁入伊斯坦布尔，更多的波斯元素进一步融入奥斯曼帝国的艺术创作。

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称作阿赫勒·伊赫拉夫（ehl-ihıref）的御用画师来自不同区域，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创作奢侈书画，珍藏于托普卡帕宫内。阿卜杜勒·拉赫曼·比斯塔米（Abd al-Rahman al-Bistami，生卒年不详）的画作描绘了世界末日的恐慌场景，同时赋予苏丹苏莱曼一世以救世主的形象。16世纪最著名的画家是萨赫库里（Şahkuli，卒于1555年），长于水墨画，画作取材于包括莲花和棕榈树在内的植物和多种动物，艺术创作具有东方绘画的浓厚色彩。卡拉·梅米（Kara Memi，卒于1570年）的画作长于郁金香、康乃馨、玫瑰和石榴花的自然主义描绘，层次饱满，色彩艳丽。阿塞拜疆诗人阿里伊（Arii，生卒年不详）的长篇史诗，效法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长诗，颂扬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历程，内有多幅插图，展示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化，富丽堂皇，既有宫廷宴会和皇室娱乐的场景描绘，亦有围猎和征战的宏大画面，首开奥斯曼帝国叙事绘画的先河。相比之下，海伊达尔·雷斯（Haydar Reis，生卒年不详）长于创作苏丹肖像画，其创作的苏莱曼一世与塞里姆二世父子相伴的肖像画，画法细腻，颇具人物性格特征，迥异于长篇史诗插图的艺术风格。16世纪后期，历史叙事绘画备受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青睐，相关画作大都采用波斯技法，从先知时代的生活场景到历代哈里发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肖像成为历史叙事绘画的首选题材。奥斯曼帝国的史籍插图，多为苏丹登基大典以及围猎和征战的画面，苏丹在画面中占据的空间和位置显示出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史籍插图中的苏丹肖像，画法细腻，面部特征栩栩如生。

奥斯曼瓷器上的植物图案1

奥斯曼瓷器上的植物图案2

奥斯曼水墨画

画家笔下的苏莱曼一世

开罗尼罗河两岸的咖啡屋

奥斯曼风格肖像画

18世纪描绘女性乐手演奏的奥斯曼细密画

市井生活亦是奥斯曼帝国众多画师的创作源泉，形形色色的城市居民和琳琅满目的巴扎店铺成为画师创作的常见素材，伊斯坦布尔的赛马活动和闻名遐迩的土耳其浴屡屡出现于画作之中。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宗教故事成为插图创作的重要题材，描绘先知时代的生活场景，凸显先知及其后裔的神圣性，亦有相当数量的插图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世界末日的征兆予以神秘主义的想象，描绘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苏菲派长期植根于奥斯曼帝国的沃土，画师笔下常见历代苏菲圣徒和圣迹以及苏菲派舞蹈的精美画面，构成宗教绘画的重要元素。

艾哈迈德·纳克斯（Ahmed Naks，生卒年不详）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画师，不仅擅长东方传统绘画技法，而且吸收西方绘画元素，多幅画作取材于苏丹的征战，场面宏大，人物特征鲜明，色彩饱满，层次丰富，至今保存完好。勒夫尼（Levni，生卒年不详）亦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著名画师，精于人物肖像画，其画笔之下的人物不仅取材于伊斯坦布尔的皇室成员，更取材于形形色色直至充满异域情调的民间艺人，注重展示人物服饰的内涵特征。阿卜杜拉·布哈尔（Abdullah Buhar，生卒年不详）擅长刻画女性肖像和女性生活场景，在奥斯曼帝国画坛可谓独树一帜。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范·穆尔（1671—1737）曾经长期旅居伊斯坦布尔，其多幅画作表现出浓郁的异域视角，别具特色。(www.xing528.com)

博斯普鲁斯海边的舞会

伊斯坦布尔的贵妇

目前所知奥斯曼音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坦布尔。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东方的征战，来自大不里士和巴格达的乐师给伊斯坦布尔注入了波斯和阿拉伯的音乐元素，进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奥斯曼音乐。与此同时，土耳其语取代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成为演唱歌曲的首选语言。伊斯坦布尔的宫廷音乐学校毗邻托普卡帕宫，教学内容涉及乐理、乐器演奏和歌曲演唱技法，采用口传心记的教学方式，16世纪中叶的土耳其作家曾经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宫廷音乐学校的教学实践和日常生活。

16世纪后期，融入东方元素的奥斯曼音乐以伊斯坦布尔作为圆心，逐渐延伸到埃迪尔内、布尔萨、伊兹密尔、塞萨罗尼基、乌尔法和迪亚巴克尔诸多地区。与此同时，奥斯曼音乐逐渐走出宫廷，进而植根于民间的沃土。18世纪的奥斯曼传记作家伊萨德·艾芬迪（Esad Efendi，卒于1753年）曾经提及遍布多地的乐师超过百人，分别具有世俗界和宗教界的不同身世背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奥斯曼音乐在民间的广泛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德米特里·坎特米尔画像，1716年绘制

旅行家埃弗利亚·切勒比曾经提及超过70种奥斯曼乐器，然而笛、箫、琵琶、扬琴和六弦琴构成最基本的奥斯曼乐器。古典时代的奥斯曼音乐多为艺人之间的口耳相传，鲜有文字记述的乐符和乐谱。17世纪和18世纪的许多欧洲旅行者曾经对此深感震惊，亦对奥斯曼乐师的博闻强记钦佩至极。目前所知最早的奥斯曼乐符，分别出自阿里·乌弗基·艾芬迪（Ali Ufki Efendi，1610—1675）和德米特里·坎特米尔（Demetrius Cantemir，1673—1723）的笔下。阿里·乌弗基·艾芬迪和德米特里·坎特米尔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乐师，皆具有欧洲基督教的身世背景，其中，阿里·乌弗基·艾芬迪祖居波兰，时人称之为波波夫斯基，德米特里·坎特米尔系摩尔达维亚王子。直到进入19世纪，随着印刷技术的传播，书面形式的奥斯曼乐符和乐谱得以浮出水面，进而在奥斯曼帝国乐界广泛传播。

宫廷音乐在奥斯曼帝国乐界可谓典范和极品之作。相比之下，苏菲教团的宗教礼仪富含舞蹈和音乐元素，由此形成的苏菲音乐在奥斯曼帝国民间层面喜闻乐见，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反复赞念安拉的宗教仪式名为齐克尔，是苏菲教团宗教礼仪的首要环节，而赞念安拉的词语常伴以特定的舞姿和乐式，表达虔敬之心，舞姿与乐式相得益彰。阿齐兹·马哈茂德·侯戴伊（Aziz Mahmud Hudai，卒于1628年）和穆罕默德·艾芬迪（Mefmed Efendi，卒于1693年）是著名的苏菲音乐作曲家，苏特库扎迪·伊萨（Sutcuzade Isa，卒于1627年）则是苏菲乐坛的著名歌手，皆活跃于17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伊特里（Itri，1640—1712）创作的苏菲音乐，在奥斯曼帝国的苏菲教团广为流传，几乎成为苏菲道堂举行宗教礼仪的必备曲目。伊斯梅尔·德德·艾芬迪（Ismail Dede Efendi，1778—1846年生卒），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具有麦乌拉维教团的苏菲背景，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最负盛名的作曲家。

为狩猎助兴的乐师

奥斯曼军乐队

奥斯曼传统音乐主要采用室内乐的表演形式，表演者通常包括一至两名歌手和若干名乐手，突出表演者个人的精湛艺术和即兴发挥，展示轻松的娱乐氛围，尚无多声部的合唱团抑或交响乐团的演奏概念，更无特定的表演舞台，观众亦为数有限。表演过程中，围观的听众与即兴发挥的歌手以及乐手之间常有互动交流，直至参与音乐表演。进入19世纪，或许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音乐表演团体。苏丹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钟爱西方音乐，马哈茂德二世的宫廷乐团包括12名歌手和乐手，规模之大可谓奥斯曼帝国史上空前。奥斯曼帝国的军乐名为梅赫特尔（Mehter）军乐，堪称奥斯曼帝国军威的象征，在国际乐坛久负盛名，尤其对欧洲近代音乐具有深远的影响。德国作曲家海顿创作的交响乐《军队进行曲》和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交响乐《土耳其进行曲》，皆取材于奥斯曼帝国的军乐元素，体现出浓郁的奥斯曼帝国军乐风格。

1917年奥斯曼帝国迎宾军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