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高原与云南高原山水相依，共同组成了气势磅礴的云贵高原。两者均覆盖有大面积的石灰岩，发育了峰林、溶洞、溶蚀洼地等喀斯特地貌。而贵州高原的喀斯特地貌，更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云南与贵州有天然通道相连，一直以来交往十分频繁。云南和贵州两地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大多数在岩洞、溶洞。目前贵州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黔西县观音洞、桐梓县岩灰洞、马鞍山南洞、水城县硝灰洞、普定县穿洞、白岩脚洞、平坝县飞虎山、兴义县猫猫洞、盘县大洞、威宁草海遗址等。张森水先生推测过贵州高原旧石器晚期文化存在三个区域性文化类型，认为猫猫洞文化类型分布于黔西南；草海文化类型生衍于黔西北；马鞍山文化类型则存在于黔北。同时，他对贵州旧石器区域性文化的成因也作过揣测：“究其成因，既可能与地理因素有关，更可能与氏族形成有关”，并认为“氏族的形成在这方面可能是起着主导作用”[53]。“有的文化类型如马鞍山文化类型很可能是北方旧石器文化南迁的产物[54]。”童恩正先生将贵州高原旧石器晚期文化的遗址划分在整个西南的四大地区中的云贵高原区和黔南低山区内，认为“由于云贵高原范围较广，将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当可再分辨出不同的亚型文化”。并进一步分析认为，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地区）旧石器文化，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和进化规律，受到特定的客观条件的制约，终究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55]。
王幼平先生关于晚更新世晚期云贵高原地区文化类型的划分，认为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种是与本地区早期旧石器技术传统关系密切的类型，如贵州桐梓马鞍山与威宁草海等；另一种是以锐棱砸击法与骨角器加工等技术为标志的新型文化，典型的地点有贵州水城硝灰洞、普定穿洞、兴义猫猫洞等[56]。
贵州高原的旧石器文化传统是以观音洞文化为特点的小石片石器类型（见图Ⅱ—37），包括观音洞遗址、硝灰洞遗址、岩灰洞遗址、盘县大洞遗址、毕节扁扁洞遗址等[57]。石器制作多为锤击法、少碰砧法；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其次为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包括石锥），而凹缺刮器和雕刻器数量都很少。石核大多不加修理即行打片，大部分石核和石片形状不规整，有一定数量的石片呈规则的三角形；在石制品中石器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占65%以上；石器大小悬殊，最多的为长宽在30～50毫米的，其次为50～70毫米的，再次为小于30毫米的，70～100毫米的，而大于100毫米的标本不到2%。不论石片大小、厚薄、规则与否，也不论是完整的石片还是断片，石块都同样经过仔细加工。石器大部分是单向加工的，少数为错向加工、交互加工，对向加工的很少，横向加工的更少，单向加工以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为主。
图Ⅱ—37 贵州高原小石片类型石器(www.xing528.com)
其石器加工传统与云南高原以元谋人遗址为代表的砾石石器和玉溪甘棠箐遗址为代表的细小石器风格差异明显（见图Ⅱ—38）。
图Ⅱ—38 云南高原砾石石器
勒瓦娄哇技术是旧石器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格式化的技术。考古学家在进行地区之间的文化对比以确定彼此是否存在联系时，它与阿修尔技术常常被看作是可靠的根据。具有莫斯特技术特点的石器过去在中国发现较少，勒瓦娄哇石制品的问题研究显得相对冷清，除了北方的水洞沟外，云贵高原地区的云南呈贡龙潭山第二地点[58]、宜良[59]、富源大河和贵州的盘县大洞、黔西观音洞等也发现有这类标本。水洞沟遗址发现于1923年，位于内蒙古高原南部，出土石制品由步日耶作了系统研究[60]。他认为水洞沟工业外观上介于十分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初生的奥瑞纳文化之间，或者是这两种文化共有的产物。盘县大洞遗址中发现的有代表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是由中国学者黄慰文等提出来的[61]。云南宜良石器在技术和类型方面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拥有一些可以同欧洲旧石器对比的制品，如裴文中先生和周明镇报告里描述的“凸边刮削器”（convex scraper，原报告图5）。这件用厚石片打制的边刮器有一个加工均匀细致、由多层重叠片疤组成的刃部，同莫斯特新月形边刮器（crescentic side-scraper）非常相似。又如李炎贤、黄慰文报告里描述的修理台面石片和船底形圆头刮削器（Grattoir carené）也是欧洲旧石器常见的制品[62]。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和云贵高原地区都还有一些地区在继续使用这种技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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