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器时代遗址及云南考古学通论

在云南地区，中石器时代的遗址目前发现的有昆明大板桥遗址、野猫洞遗址、小石坝遗址及元谋盆地大那乌为代表的遗址等。而这些遗址以保山塘子沟遗址最为典型，最能代表云南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

保山蒲缥塘子沟旧石器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遗迹甚为丰富，包括了数量众多而又独具特色的石器、骨角牙器和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房屋遗迹，其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和所反映的地方特征较为突出。

塘子沟遗址共出土角牙制品78件，其中角制品71件、牙制品7件。在角制品中，有角铲13件、角矛头4件、角棒4件、角锥45件、角器毛坯5件；在角铲中，有单刃面枝角铲、单刃面角片铲、近锥形单刃面角铲、多面磨刃的尖角铲。数量和器类如此众多的角牙器出现于一个遗址，在我国尚属首次，它大大充实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内涵。

塘子沟遗址据碳14测定，距今6250±21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6895±225年。经张兴永、耿德铭等学者研究^[5]，塘子沟旧石器文化有以下特点：

角制品71件。器物有角铲、角矛头、角棒、角锥四类。角铲在我国旧石器遗址中甚为稀见，角锥、角矛头、角棒前所未见。鹿角既用以制作铲、矛、棒，也用作角锥；麂角仅用作角锥。器物形态和制作方法表现出较显著的多样性和定型化，而例如单刃面角铲，其型制特征是刃口在角梢一侧，刃部倾斜面全部为轻敲细打出坯型后再刮削而成，有两件在刮痕面上尚有磨痕，每个刃面上都遗有刻刮痕迹，其刃口夹角和锋利度表明此类器物均宜挖掘之用。在与刃口相对的背面多有分散的较小磨光面，部位靠近刃缘或角面凸隆处，为使用中摩擦所致。

角矛头4件，两种形制。一种以鹿角之半圆长段片在远端打磨出长三角锋尖，器形尖锐，刃尖部近似秦汉矛器，显现出很强的穿刺功能。这是当时最进步的武器，堪为塘子沟骨角制品的一大代表，另一种是以角边打下的较小的块片修理刮磨而成的弧刃角矛。4件矛器总体较短，正表现了原始矛器的一大特征。

角棒4件，为两种形制，均为自鹿角截取的一段，两端修琢平整。

角锥45件，均以鹿角类尖段和麂角制成，鹿角锥料系由枝角铲远端断下，与枝角铲料有对应关系。其中完整的31件，尖部断残者12件，下部断残者2件。钝尖、残断尖所占比例之大，说明使用频率很高（见图Ⅲ—1）。(www.xing528.com)

牙器共7件，均为以熊类犬齿打磨根断面而成的牙锥。锥尖为自然齿尖，经过人类长期握捏使用后，器面大都相当光滑。

图Ⅲ—1　保山塘子沟遗址骨角器

在我国旧石器遗址中，出土骨器是普遍现象，角牙器则甚为稀见，但是出土虽少，制角历史却相当悠久，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末期一直相延发展，以末期量大质高，工艺精良，器类繁多，而且地域分布遍及全国。早期主要在北方，晚期主要分布在南方，尤以西南为最。骨角牙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动物群的存在、狩猎和人类制器技术为前提的。塘子沟所在的澜沧江、怒江之间的广阔林带水分充足、气候温和，更为动物群生存的优越地带。

塘子沟角牙制品的基本特点，首先是数量众多，远远超过了全国已出土量的总和。其次是类型繁多，完全打破了此前全国仅见角铲的孤类状态，而且四大类下有10余亚类，在塘子沟遗址全部生产工具（304件）中，骨角牙器（130件）占有与石器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不再是辅助性工具，而角器又在骨角牙器中处于主导地位，牙锥则首次在我国旧石器遗址出土器物中占有席位。再次是制作技术甚为进步，制法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器型完整，工艺精湛。因此，以角牙锥、角铲、角矛为代表的大量骨角牙器，是构成云南蒲缥人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塘子沟所独具的这些显著特征表明蒲缥人已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末阶段，将塘子沟遗址定为中石器时代亦可。此时中原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它的出现，不仅把角牙器的空间分布扩展到了怒江流域，把角牙器发展的时代序列推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而且在制器技术方面展现了生产力发展临近新石器时代的崭新风貌——人们将磨制坚硬的骨角牙器的熟练技能移用于石器制作，人类便跨入新石器时代的门槛。

以骨角牙器（特别是角器）为代表的塘子沟工具制作技术水平，不仅比邻近省区而且比全国已见的各旧石器文化都成熟和进步。就角铲而言，贵州猫猫洞、穿洞和红土洞的虽为磨制铲刃，但无铲柄，塘子沟的则有铲柄便于操握；昆明龙潭山的虽有铲柄，但不刮磨铲刃，不如塘子沟之锋利高效；更兼塘子沟枝角铲长度多在160毫米以上，又新增了角牙锥、角矛、角槌等多种类型器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猫猫洞、龙潭山和塘子沟虽属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类型，但它们之间仍反映出了明显的渊源关系和承袭关系；塘子沟角器的形制、技术是猫猫洞、龙潭山等角器形制技术的综合发展。在数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传播中，塘子沟集中了猫猫洞、龙潭山诸多优点，结合塘子沟的自然地理（如它们分别处于高山、平原、丘陵等不同地带）等特殊条件，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而又强烈表现着其他遗址多方面长处的角牙器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