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丧服改定的朝议，直接促进了唐代对古代服制的制度变革。可见于《唐会要》[66]785和唐臣的奏议中。这些改革包括：父在为母之服从齐衰一年加至齐衰三年；改嫁继母亡不解官，为出嫁之母服齐衰三年，既嫁女为继父服齐衰三月；为高祖父母服从齐衰三月加至齐衰五月，舅姑为嫡子妇从大功加至不杖期，众子妇从小功加至大功；舅甥服从缌麻三月加至小功五月（后唐时已加至大功九月）；增舅母服缌麻，增堂姨、堂舅之服为袒免；嫂叔服从无服加至小功五月（至后唐已加至大功九月）。此外，至后唐时，为外甥、女婿服已从缌麻加至大功，为妻之父母已从缌麻加至小功。（《今古服制令式不同奏》[69]296）
（一）关于父母与子服制
1.关于父在为母之服
依《丧服》经，父在为母本服齐衰杖期，服丧一年，心丧三年，因父之尊而压降母服，以避免二尊同在。
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72]437，称子对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一年恐伤人子之志，提倡礼缘人情、随时而变，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高宗下敕依准。垂拱年间武后掌握实权，将父在为母三年编入《垂拱格》[18]307。
开元五年，左补阙卢履冰上三表请恢复父在为母服一年，其理由包括：（1）父在为母服三年自武后上请始，到垂拱年间才编入格，是为了僭篡蓄势，造成家有二尊的局面，以致有武韦妇夺夫政之祸；（2）后来在民俗中通行，以至有祖父母尚在，子孙妻亡，下房祭桌仍立两年之事；（3）依礼，妇女三从，无自专抗尊之法，当今实行“孝理天下”，动合礼经，拯救宗枝，革除诸弊而移风易俗，夫妇正人伦才能有序，希望复行旧礼，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请复父在为母服期表》《再请父在为母服期疏》《三请父在为母服期疏》[72]1501）
卢履冰奏疏引起众臣讨论，刑部郎中田再思与其论辩，支持父在为母服三年。理由有：（1）礼由人所制，贵在适时得中，前王所是疏为律，后王所是著为令，若一切皆依周礼，则肉刑也要复行了；（2）服制自古以来升降不一，父在为母三年已行四纪（高宗、睿宗、中宗、玄宗），恢复为一年是“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亏仁孝之心，背德义之本”，且为母服三年并不妨碍圣化彝伦；（3）母亲对子的慈爱不亚于父，贤而亲之，无能则怜之，君子丧母有终身之忧，不应当像伯叔母、姑、姊妹一样仅服一年；（4）根据斩衰与齐衰麻布质地升数已有差等，何忍再减至一年。（《服母齐衰三年议》[72]1361）
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奏议，古圣人制服，征性原情，有申有压，“人以父、妻以夫”为天，所以斩衰三年，情礼俱尽；夫为妻杖周（期），为远嫌疑、尊乾道，情礼俱杀[51]；为嫡子斩衰不去职，崇礼杀情；而父在为母齐衰周年而去职，是因父之尊而压降，情申而礼杀。事不师古则有伤名教，望依古礼。（《父在为母及舅姨嫂叔服议》[72]1219）
百官论驳不已，由于守旧派的坚持，开元七年，玄宗下诏师古，丧服服纪全部复归古制。而后，“卿士之家，父在为母行服不同，议者是非纷然”[66]792。
开元二十年，萧嵩与学士改修五礼，又议请依上元元年敕。玄宗下敕同意。（《定母服齐衰三年敕》[72]161）同年颁定《开元礼》后，父在为母之服才一概依三年而行。
2.关于诸母和继父之服
高宗龙朔二年，萧嗣业的嫡继母改嫁后身亡，有司奏称继母改嫁（死，子）不解官。高宗下敕命议定：“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理缘情，须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议继嫡母服制敕》[69]4[66]788）陇西郡王李博乂议称：丧服经确定嫡、继、慈、养母皆为母，只有出母（被休之母）仅对亲生子而言才有服，非亲生则无服；改嫁之养母嫡母死，都须为其解任和服心丧；改嫁虽轻于被出，对父来说属于义绝，既非亲生，而且义绝，解官就不合理；依文武官议，746人认为萧嗣业不应解官，26人同意解官，因此希望依多数议定制，为改嫁之继母不解官。（《服制议》[72]444）高宗下诏从之。
显庆元年，长孙无忌议庶母服：庶母古礼缌麻，新礼无服，因兄弟间有的杖期齐衰，有的却无服，不合理，请仍改回缌麻。（《庶母服制议》[72]607）
武则天圣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庆（王
）书问太子文学徐坚，女子年幼丧父，母改嫁为继父抚养至出嫁才异居，是否当制继父服。徐坚认为同爨当缌，礼有明文，戴德注《丧服记》称既嫁女为同异居继父一概齐衰三月，认为当定此类继父服为齐衰三月。王方庆表示认同（（王
）《与徐坚问服制书》[72]763、徐坚《答王方庆问服制书》[72]1222）。
中宗神龙元年，韦后表请天下士庶为被出之母服三年。天宝六载下敕，为申孝子之心，定为出嫁之母服为（齐衰）三年。
3.关于子妇与舅姑服制
依礼，父为众子（嫡长子之外的子）服期年，为众子妻和兄弟子妻服小功，是因为旁尊不以压降（王绩《重答杜使君书》[72]580）。贞观十四年，魏征等与礼官定议，请求将为高祖父母服从齐衰三月加为齐衰五月，为嫡子妇从大功加为期年，为众子妇从小功加为大功，与兄弟之子妇同（《嫂叔舅服议》[66]786），获准。
舅姑为妇之服：颜师古认为，舅姑为妇服太轻，嫡妇大功，众妇小功。“略其恩礼，有亏慈惠”，兄弟子妇尚且大功，己子之妻反而降等，请求升嫡妇服为期年，众妇为大功（《嫂叔舅服议》）。
妇为舅姑之服：德宗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进状称，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似乎违礼，请礼院详定。（《请详定妇为舅姑服状》[69]121）礼仪使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议称，按《开元礼》，妇为舅姑、已嫁女为父母，皆服齐衰不杖周，于礼有其缘由，因为妇人之道“以专一，不得自达，必系于人”，所以已嫁女为夫服斩衰而降本生父母，因“人无二斩”，妇有三从之道；父母丧尚且一年，舅姑更不能三年；且服有报服，即使可加减亦不应相差悬殊，因此舅姑为妇服大功九月，因卑而降服，妇为舅姑当齐衰期年，以尊加服。父母、舅姑的丧服变除应十二月小祥除腰绖，十三月大祥除衰裳去首绖，十五月禫祭，逾月从吉。（《妇为舅姑服期年议》[72]3100）
4.其他问题
王玄感认为三年之丧当为三十六个月。张柬之驳称，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为不刊之典，《春秋》《尚书》《礼记》《仪礼》都可验证。只有郑康成注《仪礼》自死至禫祭经二十七月，如今二十七月复常，为依郑议。两种其议本同，父母丧有终身之痛，不仅是岁月的问题，三年之丧如白驹过隙，除丧服、着锦绣，行道之人尚不忍，何况孝子，只是为了节制哀情，礼才如此定制。所以子路不可过制服姊，孔鲤不可过期哭母，并非不怀念了，只是迫于名教不得已。（《驳王玄感丧服论》[72]787）(https://www.xing528.com)
韩愈有《改葬服议》[72]2468，认为礼经中“改葬缌”当指子为父母改葬时服缌麻，为其他亲属改葬不服，提出“丧事有进而无退，有易以轻服，无加以重服”原则。
（二）关于外亲服制
依《仪礼·丧服》规定的古礼，甥为舅、舅为甥服缌麻三月。
贞观十四年，太宗命礼官议嫂叔舅服以及其他“亲重而服轻者”。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外亲皆缘于母，舅与姨等属齐尊，秦康公称“见舅如母”[52]，表明舅在亲戚中崇重且亲密，服三月过轻，与人心不相符，望舅与姨同服小功。（《嫂叔舅服议》[72]658）魏征、令狐德棻奏议，舅姨皆与母同气，“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因此舅当重于姨，为姨五月、为舅服缌，实不合理；况且依古礼，为同居继父服期年，未曾同居继父无服：继父非骨肉之亲，因同爨而服重，因异居而恩轻，可知礼经定服虽与名有关，但也是因为恩之薄厚，请增舅服为小功五月。（《嫂叔舅服议》[72]628）太宗下制许可。
显庆元年，修礼官长孙无忌奏，贞观中已定甥为舅服小功五月，而律疏中舅为甥报服仍三月，依礼旁尊需报服，奏请改律疏，舅为甥报服小功。（《甥舅服制议》[72]607，4481）高宗下制从之。开元七年，迫于群臣的压力，玄宗下诏，嫂叔舅丧服服纪全部复归古制。开元二十三年，太常卿韦
奏，按《丧服》经，舅缌麻，从母小功，堂姨、堂舅、舅母无服，外祖父母小功。外祖为正尊，情亲而服疏，请加服至大功；舅与姨亲无差别，服宜同等，应为小功；堂姨堂舅降一等为缌麻；舅母从服从无服加至袒免。奏请付尚书省集众官吏详议（《姨舅服制奏》[72]1380）。
秘书监、太子宾客崔沔支持古礼，认为设礼教本为正家，并非忘爱敬，而是要保存伦理秩序，“内有齐斩，外服皆缌，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但贞观修礼改旧，武韦当政，国命外移，开元初众议丧服，太常礼部奏请依旧礼，开元八年特别降敕，一切依古礼。希望永守此敕，作为万代不变之法。（《加笾豆增服纪议》[72]1224）
韦述议称，《丧服》经定外亲皆缌，唯有外祖父母以尊、从母以名加至小功五月。《丧服传》认为所尊是区分禽兽、乡野人、城都人、士大夫、诸侯及天子的标志，母党不可与本族相比；且家无二尊，若外祖、舅加服，列堂舅、堂姨，则内外之制相差不多，属于为情废礼、舍本逐末，古代正是知人情易动，担心逐渐失礼才如此制服。且五服有向上杀减之义，若为堂姨舅制服，则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也当制服，外祖大功，则外曾祖、外高祖也当有服，如此将无异于本族；加上报服，则堂外甥、外曾孙、侄女之子都须制服。先圣制礼，如可随意加减非议，则礼可能被摧毁，请仍依古礼。（《服制议》[72]1354）
吏部郎中杨仲昌议称，为舅服小功是魏征时加，本次增服纪与其意旨相同，以魏征之贤改圣人之教，后学将无所适从。若堂舅、堂姨、舅母升为袒免，将无以祖述礼经；若加外祖父母至大功，则不能加服为外孙报服，否则就与同宗庶孙同等，以外陵内，恐怕引起“内外乖序，亲疏夺伦”。《礼》云：“无轻议礼”，贤者不敢对礼稍有损益。不同意增服。（《加笾豆增服纪议》[72]1374）
刑部郎中田再思认为，舅有渭阳之情，但无从母之尊，于是降小功一等为缌麻，此为依古礼，违背民俗人情，是厚古薄今。舅服小功也是太宗至今行用百年的制度，不宜再反复更改。（《服母齐衰三年议》[72]1361）
侍中裴耀卿称，外亲礼无压降，若外甥为舅母制服，舅母当报服；夫之外甥既报服缌麻，就与夫之姨舅服同；那么外甥之妻也不能无服。如此增加的服制更多，引入的亲属更疏，恐怕造成内外失序，亲疏夺伦。礼云“无轻议礼”，望依正礼，不同意增服。（《复手敕论外族服制奏》[72]1332）
国子祭酒元行冲《父在为母及舅姨嫂叔服议》[72]1219称，姨又称“从母”，母党中的女性，比舅服重有其道理，请求依古礼。
玄宗下制答称，舅服为从服之一，姨舅是从服亲属中最近的，从亲密程度上说与姑伯相匹，不能因引入的亲属疏，就降更亲的亲属之服；同时妇从其夫，夫有服，就应从夫而服，才能彰显亲族和睦（《答侍中裴耀卿论服制手制》[72]115）。裴耀卿遂进奏表示赞同定姨舅服为小功、制舅母为缌麻、制堂姨、堂舅为袒免服。（《定舅母堂姨舅服制奏》[72]1332）
开元二十四年，中书门下奏称，《大唐新礼》已加舅至小功，今下制为舅母等制服，是“通于物情，自我作古”，望准制施行。（《覆舅母服制奏》[72]4440）
（三）关于嫂叔之服
依古礼，嫂叔无服，用以推远而避男女之嫌。
敦煌P.4024写卷中有“孤叔为嫂期”的记载。据吴丽娱在《唐礼遮遗》中的考证[38]377，该条既非古礼，又非贞观十一年新礼，当实为民间私行已久的制度，且为魏晋以来士族所接受，如晋孝武帝为从嫂褚皇后服齐衰期，王羲之书信亦有“周嫂”字样，表明为嫂有服丧期年的可能，绝非无服。然而这些服制与古礼和朝廷礼制不合，只是长期存在于士庶社会之中。
贞观十四年，太宗命礼官议嫂叔、舅姨之服。颜师古《嫂叔舅服议》[72]658指出：丢马尚且哭泣，邻有殡尚且不敢唱歌，何况兄弟之妻是近亲，嫂叔同居共财，死后却视同路人，满门缟素而唯一人不穿丧服，实在不恰当。魏征《嫂叔舅服议》[72]628称：嫂叔原本无服，制服与恩之厚薄有关，有的年长之嫂对叔有抚养之恩，比同居继父、舅母的情义深厚得多，生时如骨肉死后却同路人，实在矛盾；况且叔奉养嫂的记载也很多。奏请新增嫂为叔服，与兄为弟妻、妻为夫兄同，皆服小功五月。太宗下制许可。
开元中，田再思《服母齐衰三年议》[72]1361认为同爨服缌是礼之明义，嫂叔远别嫌疑，形同路人，兄弟子、叔父都服重丧，唯独嫂叔不服，则“推远之情有余，睦亲之义未足”，赞成嫂叔有服。元行冲《父在为母及舅姨嫂叔服议》[72]1219则称，嫂叔不服是为远避嫌疑，只因同爨皆缌而违背前圣，他认为不妥，请求恢复古礼无服。然而，唐代叔嫂互服小功的改制，并未因此被动摇。
唐代的著名事例是，韩愈少年丧母，由长嫂抚养成人，嫂死后，韩愈为嫂服丧期年（韩愈《祭郑夫人文》[72]2544），这引发了唐代和后世历代议礼家的争议。台湾学者张寿安列举了清代儒学者围绕嫂叔服的讨论，有论者依据“礼意”赞成依礼嫂叔有服，亦有学者根据“礼制”坚持依礼嫂叔无服，也有学者认为嫂叔有鞠养之恩者可因义设定丧服，但反对为嫂叔服“定制”。这些讨论中体现了情义与礼制的冲突，持有服论者从亲情关系的情义出发，持无服论者则从五服制度的彝伦秩序网络全面论证，清廷最终由于“畏人情”，未因无服论者的考证合于礼制而恢复古礼，这也反映了礼制向人情舆论的妥协[56]227-269。
唐代服制改革皆旨在改变古礼强调宗法尊卑、抑制人情，从而严重不与实际亲属情感相符的情况。革新派主要出于情理、亲疏、恩义等现实考虑；守旧派则坚持礼经立制原意的阐释，认为变革会导致礼经服制体系的混乱，进而引起礼教的崩坏。实际上，服制的变革确实与政治局面的改变有一定关系，如武韦把持政权、妇女地位提高，但远不像有些士大夫所说造成礼教崩坏，因为礼制变革往往滞后于民间情理，可以说先有现实中母子、舅甥、嫂叔之恩情深重，才会有改制的决心和动力，并非一朝改制民间即随之响应，人们纷纷以这些亲属为重的，变礼只不过是顺应民意的事后确认而已。官定的服制如与民间生活和情理相符，则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践行。例如母丧和父丧一样服三年，与唐律将父母并称、作为尊长时法律地位并无差别的法制也能够相配套，尽管受到个别士大夫的反对，行之四纪即可深入民心，成为定制。唐代君臣首开变礼先河，提倡服因恩情而制，其所改制度和改革精神的影响及于后世宋元明清。如五代赵延乂驳马缟请复叔嫂服为小功议，认为服制设定或以名、或以尊、或推恩、或引义；若论推远，则嫂叔连小功服都不设，若论称情制宜，则嫂叔服当不止大功，请依当时令式，永依大功为制（《改服制疏》[72]3954《嫂丧宜依令式服大功议》[72]3981）。可见唐代服制改革确开后世服制变革突破古礼束缚、论情定制之滥觞。在此意义上，唐代服制改革相关朝议可以说是中国服制史上变古礼从人情、变经义从现实的转折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