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版政策服务体系为首都出版产品“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平台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网络出版使用出版产品；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壁垒的日益减少，一本畅销书可以用不同的文字在世界各地同时发行。出版产品的流通不再局限于国内的消费者而是与国际接轨成为全球性消费市场。出版政策法规服务体系为迎接随之而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使用各种产业和法规手段将我们的优秀出版产品推出国门走向世界，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来，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出版企业搭建平台。为鼓励版权输出，早日把北京建成全国版权贸易中心，2003年北京市推出旨在为北京版权贸易搭建的交流平台“远航工程”之后，2004年就扭转北京地区图书版权贸易持续逆差的被动局面，2005年版权输出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对韩国、越南的版权输出分别增长了79%和34%，对欧美的版权输出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势头。”[12]另外，2008年在奥运会成功举办的背景下，版权输出和出版业资本输出都取得了好的成绩。为了完成建设版权国际交易中心的目标，北京新闻出版局还制定了《北京市版权贸易基地认定管理办法》，加强版权贸易基地建设的宏观指导。
（2）出版政策服务体系鼓励首都出版产品生产全球化(www.xing528.com)
目前西方出版产业发达国家国内的市场已经逐渐饱和，很多有实力的出版集团将目标锁定全球市场。它们有的通过探寻更为有效的竞争途径和手段来掌控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有的通过创新营销策略和手段直接将出版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这不仅仅是获利巨大的市场行为，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渗透甚至是侵略。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也十分重视版权贸易的发展。但是出版产品的贸易逆差很难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鉴于此，我国政府提出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不但要将产品推出国门，也要鼓励产品生产全球化。比如：2006年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等8部委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出版集团公司和具有一定版权输出规模的出版社成立专门针对国外图书市场的出版企业……”并且“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2009年9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之后，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推动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提高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国际影响力。……要重点打造一批具有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外向型企业……要继续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国产音像制品走出去工程’，……要鼓励新闻出版企业与国际著名文化制作、经纪、营销机构合作，创新营销方式和手段……继续支持新闻出版企业高水平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等重点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13]
自2007年推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出版集团愿意与中国出版企业开展合作。国内的出版单位也意识到要提高出版“走出去”境界和水平就要借助国外大型出版集团在营销渠道、选题策划等方面的优势，与之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比如：在合作出版方面，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还有2006年，中国出版集团下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计划在5年内向欧美市场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50种。另外，在成立国外合资出版社方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也是行业的领头羊，中国出版集团协同下属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分别与法国博杜安出版公司、澳洲多元文化出版社签订协议，在法国巴黎和澳大利亚悉尼注册成立三方合作出版社，分别是“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和“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创造了“造船出海”的“走出去”新模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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