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对于当时的学者而言，正如黄宗羲所说，意味着是“天崩地解”、“鱼烂河决”的巨变，“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这样在明末清初学术界兴起了强劲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和遗老大师凋谢略尽，他们所论经世致用之学并非尽如梁启超所说“都成为空谈了”，至少他们开创的经世学风遗惠于后世非浅。在新朝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6]15～18他们继承了先辈的学风，并根据现实需要对先辈取得的成果进行扬弃，方苞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如前所述，他的法律思想既有坚持儒家理想的成份，更包含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体现并适应了时代潮流，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其后的桐城派诸家都以程朱理学为指导，克己躬行，关注吏治民生，这与方苞是一脉相承的。
方苞在思考法律问题时，将法律的价值追求与具体功能紧密结合，这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首先，进行法治建设不能忽视法律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一套植根于民族传统、适合国情的法律价值体系，我们的法律就没有灵魂，只能是一盘散沙，将会沦为西方法律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不能仅停留在口号或者宪法的原则上，而应贯彻于法治的各个环节中。其次，法律应密切关注民生。不符合民情的法律，不会被遵守，必将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不利于自觉守法、依法办事习惯的形成；不关心民生的法律，是非正义的法律，是丧失社会良知的表现，势必遭到人民的反对。
方苞是一个封建官僚，生活于清朝的盛世，当时的社会比较稳定，政治相对清明。他的法律思想形成于这样的背景下，局限性当然难以避免。首先，他虽然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制的黑暗，但批判的锋芒只指向大小官吏、世态人心，丝毫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核心——君主制。就思想的深度而言，远不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次，方苞注重教化，倡导礼治，向往《周官》之制，虽然他不是主张完全照搬古人的做法，而是强调法律应随情、势而变，但其思想的保守性还是比较明显。这一点在维护封建礼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他大力褒扬贞妇、烈女，就不免有“以理杀人”之嫌。
[1]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方苞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www.xing528.com)
[3]胡平生译注:《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5]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华书局2002年版。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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