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拘守程朱理学，他曾说《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以为称量而出，增损一字不得。”[2]卷三75对其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稍后于他的戴震就撰写了《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理学予以批判。戴名世具有的不阿顺世俗的个性本是产生创新思想的重要条件，如他认为做官“务为其所当为者而已”，作为“下之人”的百姓“受长吏之德，亦其义所当然”，不需要对官吏感恩戴德；反对女子缠足、溺死女婴，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等，在传统思想的包裹之中，已透露出新思想的一线光芒，但他对程朱的过分尊崇则阻碍了其在思想上可能有的突破。戴名世在《忧庵记》中借疗治疾病描绘其治世理想说:“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为之医，以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为之调剂，以井田、学校、封建为之药饵，以仲尼、孟轲为之针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乎?”[2]卷十四389复古思想甚为浓厚。在君臣、父子关系方面，他侧重于探讨臣、子的义务，而对为君、为父之责则很少论及。关于女子守节，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异议。康雍时期重臣、方苞挚友朱轼曾说:“今欲使妇人尽守从一而终之义，虽颠连无告，而孤寡茕茕，之死靡他，恐尧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6]卷二153认为片面强调女子守节不合情理。但他仍拘守礼教，不越雷池一步，赞赏守节之义，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保守的。
天人感应说是传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戴名世对其笃信不疑。他以十分肯定的口吻批评西方的天文学:“其说不主于占验，以为天象之变异皆出于数之一定，而与人事无与焉。君子识其邪妄为已甚矣。”[2]卷三53坚信天象与人事之间有密切联系。他在分析明亡的人祸原因之后，认真记下了崇祯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的“主器已亡之象”，喟然长叹:“明之亡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2]卷十三375桐城以弹丸之地，抵抗张献忠部的进攻，终得以保全县境，他认为这是得益于人事的努力。可是在文末，他列述了从崇祯元年至十七年间，桐城发生的众多不祥天象及其他灾变，旨在说明桐城遭此兵燹有天象为征，能不亡实是幸事。[2]卷十二310～335戴名世曾有志学习历算，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著名的历算家梅文鼎也有意向他授学，可是令他遗憾的是，由于不得不糊口四方，此志未果。[2]卷三53他在天文历算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对传入的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的识见，本应较一般人为高，但囿于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他在这方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显然不利于其本人科学精神的树立和新思想的萌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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