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尚书》之所以因事命篇，而没一定的法则，这当不是没有原因的。“盖官礼制（《周官》之法）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不必著为一定之例。”（《文史通义·书教上》）所以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礼记·经解》及疏），即足以通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垂知远之教了。
但从周室东迁，政教号令，既已不行于天下；加之“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文史通义·书教上》）。从而孔子之作《春秋》，除了求得周史记与百二十国宝书，以备其始末外，又得著为一定的义法而发凡起例。
什么叫凡例？举要谓之凡（《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律例谓之例（《晋书》卷二十《刑法志》：“集罪例以谓刑名。”）。推而至于凡是著书，其说明书的内容主旨，撰述的体例规条，便是凡例。杜预《经传集解序》说孔子作《春秋》，“发凡以起例”，便是中国史学史上，在撰述史书时，先行制订凡例破天荒的第一次。刘知幾就曾说，“昔夫子修《春秋》，始发凡起例”（《史通》卷四《序例》）。
孔子作《春秋》，为什么先要发凡起例呢？这因“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史者，国家之法典也”（《欧阳永叔文集·论史官日历表》），“史之为务，树之风声”（《申鉴·时事》），所以警戒当时以及后代统治者不敢放肆胡作非为者也！何况孔子之作《春秋》，唯一的主要意旨，是在明邪正，著劝戒，拨乱世而返之于正呢。
然则孔子所订的《春秋》凡例，又是哪些呢？那便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等五条。给予引申，则是：第一，言辞隐微而意义显著。第二，记事杀伐而行文幽深。第三，曲折婉顺而成篇章。第四，直书其事而不污曲。第五，善恶必书以为惩劝。总之，前四条是作《春秋》的方法，后一条则是作《春秋》的法例，正是所以达成惩恶劝善、拨乱反正的目的。
从此，孔子作《春秋》而发凡起例，以及所制订的凡例，在中国史学上莫不起了重大作用、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得到了为《春秋》作传的左丘明的赞美，不但说是“非圣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左传·成公十四年》）；而且给《春秋》“立传”，“显其区域”，一如孔子之订凡例，而“科条一辨，彪炳可观”（《史通·序例》）。
其次，陈寿修《三国志》，秉承孔子“微而显，志而晦”的凡例，绝不同于王沈所作的《魏书》、鱼豢所著的《魏略》之以魏为主体，而是“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措辞隐微，而下笔则极严正，以寓其帝蜀的宗旨。其书也就以质直见称，而非司马相如文艳之文可比了。（见《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www.xing528.com)
再次，干宝撰《晋纪》，首立凡例，因而“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盛称良史”。自此，邓粲著《元明纪》（元帝、明帝纪）、孙盛撰《晋阳秋》以述晋的中兴，无不追踪干宝而立凡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晋书》卷八十二《干宝邓粲孙盛传》）
三次，沈约才高学博，“其著《宋书》，……颇具别裁”（《文史通义·读史通》），但从他《志序》里所历述他撰修《礼志》《符瑞志》《州郡志》《百官志》的方法看来，虽然名之曰序，而实际上也都是凡例。不又证明史家修史，是师承孔子而发凡起例的吗？
四次，司马光是推尊孔子备至，修《资治通鉴》而奉《春秋》为经，故不敢始于获麟而另起于三家分晋。（见《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资治通鉴》）又复秉承孔子的遗训，一丝不苟，以故凡例都是和他得力的助手、史学名家刘恕、范祖禹几经商讨，才确定下来的。（《容斋续笔》卷四《资治通鉴》、《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通鉴分修诸子考》）其书也就修得格外简明精审，独有千古。
五次，就唐初修《晋书》来说，虽曾由有良史之才、致称为陈寿之流的敬播总其类而立了凡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敬播传》）。只以执行不严，立了“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的义例，而孝宗死后，却又不言庙而曰烈宗；（《史通·序例》）至于列传，则更是文不准例，而艾兰不分，将解系、解结、缪播等忠臣，与逆乱之徒孙旗、孟观、牵秀等合在一起。这又何怪乎《晋书》之在二十四史中，是问题较多而又较严重的呢。
六次，正因修史须效法孔子之作《春秋》而先发凡起例，以故元修辽、金、宋三史，为了究应以谁为正统的体例问题，从世祖时开始，历经仁宗、文宗两代，争论不休。直至政权摇摇欲坠的前夕，这个难于解决而又不能再不给予解决的时期，才做出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庚申外史》卷上）的义例，而开始撰修。这不就可见孔子作《春秋》而先立义例，在中国史学上所起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而为后代之所宗师吗？
七次，正因为修史须效法孔子之作《春秋》而先发凡起例，以故明修《元史》，不但撰修纪、志、表、传，事先都立有严明的凡例，以明传信传疑、笔削褒贬的不苟；而且尊奉《春秋》为准则，“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元史·纂修元史凡例》）。只以制订义例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致将为宋死难的忠臣洪福、赵安、张珏等诬为叛逆，则又何怪乎明修的《元史》，是历代“正史”最差的一部呢（诚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总之，修史首先必须发凡起例，以便有所遵循，则所修之史，才能少有谬误，已是从事实上历经证明而丝毫不爽的。而在中国史学史上，修史而先制立凡例，则是从孔子开始的。至于修史效法孔子而先立凡例，只以执行不力，而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以致所修之史没有修好，也都无损于发凡起例的本身，更无害于孔子之名为中国史学的祖师。从而清修《明史》，史官朱彝尊第一次上书总裁，便提出了“体例当先定”的问题，认定“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复以“体例犹未见颁”，又在第三次上书里，申说了体例未定，则史官提出的史稿将无法“诠择而会于一”的理由。（《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一书》《史馆上总裁第三书》）从此，总裁徐元文的《修史条议》、王鸿绪的《史例议》、汤斌的《明史凡例议》，也都相继提出，慎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岂不都是在宗奉孔子为祖师，效法他作《春秋》之首先发凡起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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