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将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了。
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开卷记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似是轻轻的一笔，却是点出了这个人物的特点。此后用很大篇幅写了吕不韦对子楚返国的奔走经营，就是写他不过是为了“奇货可居”。甚至于他使客著书，“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也是写他用了一种抬高物价式的办法。“贩贱卖贵”这一笔，可说就是对吕不韦的评价。
《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像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狱中上书，为的都不过是求“所自处”。列传写李斯全盛时，“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后来李斯跟赵高合谋立二世，“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李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都是在最紧要关头上，李斯念念不忘的全部是“自处”的利害，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陈涉世家》在篇末写：“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这个故事的位置在陈涉起义、由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像是可有可无。但这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在斩了这个农民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他是用这个小故事形象地写出了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用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卫将军骠骑列传》说：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这一方面是在写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同时也是在写女宠在政治上的作用。《万石张叔列传》说：
（万石君长子）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这当然是写石建、石庆的恭谨。但他们的恭谨对于他们自己做官，很有好处。在同一篇文章里说：
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这可见，文章写他们那样恭谨的细节，并不只是写他们，而是要通过这些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做官的政治风气。像这样的人，从不在朝廷上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从不提出对国计民生的主张，却偏能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偏能长期地做大官以至做到丞相。文章写这些恭谨的细节，实际上是对当时官场的腐烂风气的尖锐讽刺。
司马迁曾在好几处写到狱吏。《李斯列传》写：“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曾被捕治，及出狱，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韩长孺列传》记：“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这些记载，也不只是写个人经历，而是写狱吏淫威，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这都是跟写《酷吏列传》的精神相通的。
司马迁对于细节的描写，有时也用两两对照的办法：《刘敬叔孙通列传》写了这两个人穿衣服的故事。对于刘（娄）敬是这样写：
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www.xing528.com)
对于叔孙通是这样写：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这两个小故事写出两人不同的品质、不同的风度。
《魏其武安侯列传》曾有多处写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人的不同，并专就田蚡对待窦婴态度上前后的变化写了两条。一条是写窦婴当权，田蚡初起的时候：
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待酒魏其，跪起如子姓。
又一条是写田蚡做了丞相后的事：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即灌夫）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
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
这两条都是关于细节的描写，前后对照起来看，就把一个贪慕势利、骄横自恣的人刻画出来了。
以上所说，都属于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形式。司马迁的书中也有专门议论的史论形式，也有夹序夹论的形式，这就都须另谈了。
这是1961年的旧作。记得当时是想把司马迁著史的主要表达形式都说一下。但拖拖拉拉写了四五个月，才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后来这篇未完的文章一直没有能按预定的计划写下去。在这一点写出的东西里，吸收了前人不少的论点及所举事例，也多草草未能注出来。转眼之间，十八个年头过去了，对于应续些什么、应注些什么，都已很模糊了，自己也不想再继续写了。偶检旧稿，感到司马迁不说空话，不说假话，尽可能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史事，并以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在史学史上是占有光辉地位的，是应该受到重视的。这不只是关于著史的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学风问题。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很有用，所以愿意把这篇旧作再一次发表出来。
1979年11月12日
（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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