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理：《史学史研究》文选

历史记忆在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层面上受到广泛的关注，离不开口述史这一史学领域内相对新颖的学科分支（它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史学方法）的发展。口述史收集史料的基本手段，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当事人的访谈。人们在常识上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个人对于过往经历的记忆，就仿佛存放在一个仓库里的货品，由于存放时间和存放条件的差别，这些记忆会遭受侵蚀和磨损，然而，我们总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中辨识和重建这些物品当初的模样。人们还会考虑到，除了进行口述的当事人的记忆力和其他能力的限制之外，他的立场和情感偏好，也会影响到口述材料的可靠性。只不过，以上两方面的缺陷，在原则上总是可以通过对比、推论和核查而多少得到弥补的。

然而，认知科学近年来的发展表明，人们对过往经历的回忆，并非像存放在仓库里的物品一样，存放在头脑中，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遭受损耗，但却基本能够维持原貌。相反，人们对往事的记忆总是会受到当下处境和欲求的影响，而不断发生重构的情形。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对于同一事件的回忆，在角度和内容上都会发生或细微或显著的变化。“回忆是一个人对过去进行的积极的和有选择性的建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人经常很生动地回忆过去的场景，但这个场景事实上与真正发生过的事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有时一个人声称亲身经历的事不过是通过交流或阅读间接得来的。”[27]认知心理学发现，记忆容易发生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人类心灵似乎有一种倾向，将在某一情形下出现的细节合并、吸收到对于在另一情形下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当中，这被称之为来源归属（source attribution）的错误。另一种常见的情形则是，将在不同情形下出现的细节合并，产生出对于一个并未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忆，这被称之为记忆并置（memory conjunction）的错误。[28]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错误极为常见，而它们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归因于记忆者的能力和用心。

其实，这样的情形，对于社会史和口述史的实践者们而言并不陌生。和别的历史研究者主要从业已存在的史料中发掘和分析他人的记忆不同，口述史的践行者是要主动介入，激发和创造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当事人的回忆。口述史的实践很容易就让人们认识到，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这其中发生的变化也并非单纯（甚至于主要不是）来自于时间对记忆造成的侵蚀。口述者的记忆总是在不同时间、根据不同情形发生变化，并且对提问和倾听的不同方式做出不同的回应。与档案材料中所包含的记忆在过去就已经完成并以固定的形式保存下来相对照，记忆似乎总具有暂时的、不断变化、不确定的特性。

美国心理学家奈塞尔（Ulric Neisser）研究了水门事件的一个当事人、白宫职员约翰·狄恩（John Dean）的记忆，后者是这起导致尼克松下台的重大事件中若干细节的亲历者。狄恩本人的口述，出自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以及别的严肃场合，也很难说他有明显的扭曲事实的主观用心。这一研究具备一个极为难得的条件，就是狄恩所讲述的他所亲历的很多场合中，尼克松及其相关人等的对话和讨论，不少时候都有完整的录音材料来做比对。奈塞尔发现，狄恩的讲述中，有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提高了自己在各个场合中的重要性，还有不少时候加入了当时当地他绝对无从知晓而事后才可能从别的渠道获取的诸多信息。口述史学的重要学者，意大利的博特里（Alessandero Portelli）也提供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案例。1949年，意大利政府决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意大利出现了工人抗议的浪潮，一个钢铁厂工人特拉斯图里（Luigi Trastulli）被警察枪杀。但在二十多年后，博特里追索意大利工人对此事的记忆时，发现有很多受访者对此事印象颇深，却将此事说成是在1953年工人抗议资本家开除工人的工潮时发生的，并且给受难者增添了有似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意象。[29]如此大范围的惊人的不准确，一方面固然让人们对于口述史所提供的史料的准确性备感沮丧，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们意识到，记忆有一个不断重塑自身的过程。记忆告诉人们的，不仅是有关过去可能发生了什么，还有关于人们是如何体验那一过去并赋予其意义的。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对细节或片段的回忆，置入一个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人身经历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的背景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的研究者们指出：

恰恰由于显示出记忆即便在其看似最为真实不妄时也不是真相的确切保证这一点，口述史就成为了思考记忆的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历史分析的焦点从记忆或“对”或“错”的概念转移到了强调记忆是一个过程，以及如何理解其动力和意义。……（记忆）存在分歧、差异、不同时间不同版本这一事实本身，就既显示了这些记忆在其中得以建构和出现的文化，又显示了记忆本身的运作。[30]

换言之，记忆有关于现在，不亚于它有关于过去。历史研究中常见“伪书也是真史料”的情形，一本伪作，换个眼光来看，却不失为真实有效的史料。类似地，如果说记忆有关于过去的那一面未必就那么真确可靠，追索它得以形成和建构的过程，却往往能够让我们对特定个体或人群的经历和感受别有意会。正是从这一角度，博特里才强调，口述史“告诉我们的更其关于意义，有甚于关于事件。……口述史料不仅告诉我们人们做了什么，而且还有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什么”。[31]记忆不是在消极地存储事实，而是积极地在创造意义。

人们在当前的处境和关切，会影响到他们对于过去记忆的选择和诠释。一项对于巴黎面包师的口述史研究就发现，对于那些后来自己成了店主或雇主的受访者而言，学徒时代的艰难经历，成了后来事业有成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而没有此等成就者，则更多地记住的，是自己所受到的盘剥和苟求。[32]类似的情形我们并不陌生。中国的知青一代中，把那段经历视作了解国情、磨砺意志的难得机会，从而“青春无悔”的，大致都是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者。而对于同一代人中“沉默的大多数”而论，也许那更是后来一连串人生不如意事的一个不祥的开端。(https://www.xing528.com)

历史和记忆都既有关于过去，又有关于现在。观察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视角。一种是过去不断绵延累积而至于现在。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进步观，在很长时期内，让人们习惯于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人类发展至今所达到的最高点，同时又是迈向未来更高峰的新起点，就是此种视角的典型。另一种视角，则可以由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得到说明。这一蕴含丰富的命题，其中一层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人们总是从当下生活中的需要和关切出发，而将目光投向过往中的某些片段和层面的。如果说，前一种视角强调的，是现在来自于过去；那么，后一种视角所凸显的则是，过去是由现在所选择和塑造的。对于记忆，也可以作如是观。一种视角，是将记忆看作过往经历在人们头脑中的遗存（survival），只不过时间的流逝和人们记忆能力的限制，使得这种遗存会遭受磨损和扭曲。另一种视角，则将记忆视为人们在不同处境下对过往经历的不断重构。照哈布瓦赫的看法，真正能够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只是从当下的角度能够建构起来的东西。爱德华·卡尔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历史乃是现在与过去之间连续不断的对话。对于记忆而言，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记忆乃是对于过去经历遗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印痕的不断重构。

在不少人看来，记忆似乎终归是个体的官能，记忆本质上只能是个体性的东西。可是，按照哈布瓦赫以来的另一种思路，记忆却根本上植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之中。没有对于过往的经历，就不可能产生记忆，然而，并非个体身上所有的记忆，都会来自于亲身经历，不少在个体和特定群体或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记忆”，就是这样的情形。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就发出过这样的疑问：

欧洲人或者白种美洲人真的记得新大陆的发现吗？无论是我们所了解的欧洲还是我们如今所体会的白人本身，在1492年时并不存在。这两者都参与构成了我们如今称之为西方的这一回溯性实体（retrospective entity），而没有它，如今人们心目中的“发现”就是不可想象的。魁北克公民的牌照上骄傲地宣称“我记得”，他们真的能够复原法国殖民时期的记忆吗？马其顿人（无论他们是谁）能够回忆起希腊化早期的冲突和冀望吗？有什么地方的什么人真的能够记得塞尔维亚人第一次大规模的皈依基督教？

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人们不可能以拥有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忆的同样方式，拥有在他们出生多年之前或在久远世代就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更要紧的是，特鲁约这段话蕴含了这样一种看法：“那据认为记住了的集体主体，在他们号称记住的事件发生时根本就不存在。反而是，他们之构成为主体，是一步一步伴随着过去之被创造出来的过程。”[33]如果说，特鲁约所举的这些例证，还是在过往真实不妄地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英国人对亚瑟王，美国人对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中国广大地域内的诸多民众对于故乡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记忆[34]，却显然并非如此。霍布斯鲍姆所谓的“传统的发明”，就揭示了在各种现代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就既包含了对于过往真实存在过的事件或传统成分的重新利用和诠释，又包含了对于并非过去真实出现过的要素的创造。[35]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更是一再强调现代历史学的叙事形式对于历史经验的“驯化”作用。[36]记忆要进入历史研究，终归需要转化为文本叙事的形式。个体性的经历和感受，要转化为具有公共性质的可传递的语言，就必定会有所增益、损耗和扭曲。古语所谓“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传递的就是对于语言表达的无力感和失败感，体现的就是对于语言表达与个体经历之间的鸿沟终究无法弥合的遗憾。而在口述史的研究实践中，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激发记忆的方式，不同的提问技巧，都会引发出受访者对同一事件记忆的不同版本。而访谈的氛围，访谈双方的关系，访谈各方的语气、神态等等，都往往包含了诸多不能完全体现于文本语言的信息。博特里就说过，“指望录音的文字稿能够为着科学研究的目的取代录音带，就相当于用复制品来搞艺术批评，或者用翻译文本来搞文学批评。”[37]叙事形式对于记忆的驯化，虽然无法绝对避免，却又毕竟有着程度的差异，以及对这一问题有无自觉意识的分别。[38]

历史学总是要以求真为依归的。即便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领军人物的海登·怀特，在他声称要“解构科学历史学的神话”，认为人类的过往中有着诸多不可知的面相的同时，也不会否认人们能够从史料中发掘出真实不妄地发生过的“事件”。[39]一方面，记忆不如人们常识中所想象的那样，具备那么高的可靠性，它在历史学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需要受到极为谨慎的对待。梅吉尔就指出，“倘若我们过于看重记忆，就给那种利用与记忆不可避免地如影随形的回忆中的谬误，来彻底诋毁回忆者所说的东西的机会。这就是大屠杀的否认者们所偏好的策略。”[40]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历史记忆不可靠的一面，无异于过于轻率地关上了我们得以通往过去的一扇大门。历史学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套收集、汰选、核查、合理使用传统史料的程式，它使得历史学这一学科具备了“技艺性”（craft-like）的特征。历史学也完全可以通过已经积累和尚在不断完善的“处理记忆的技艺”，有效地利用记忆来帮助我们理解过往。毕竟，记忆并非全然可靠，不等于记忆全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