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史记》的历史条件与世界史学地位

齐思和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上的伟大成就。1955年12月22日苏联学术界在莫斯科举行集会，纪念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年，这表现出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和一切伟大的著作一样，《史记》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条件的。当司马迁从事著作时，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的西汉帝国达到了它最繁盛的时期。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耕种面积的扩大，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各经济中心间进一步的联系，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标志着汉武帝初年的经济繁荣。在这个基础上，汉封建帝国进一步集中了政权。在对外战争上汉帝国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因而更扩大了汉帝国的经济市场。但是从经济繁荣中得到便宜的只是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商大贾们，至于在土地兼并、高利盘剥双重压榨下的劳动人民就愈来愈陷于贫困，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到了汉武帝末年，农民起义运动在各地爆发起来。

全国各地区间的联系促进了汉帝国进一步的统一，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来。汉初学术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综合工作。汉政府对待学术的政策，在武帝以后也是要统一思想。在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便纠集学者编成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这是一部以道家思想观点来总结先秦诸子学说的综合著作。汉武帝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遂采纳了儒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白虎通义》便是儒家学者关于礼制的一种总结工作。

伟大的司马迁给自己提出了编辑一部通史的任务，也是在这综合、总结工作的气氛之下产生的。这个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在史学方面虽然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而且已有不少历史著作，如曾经孔子整理过的《春秋》，便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此外，《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都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些著作都只记载着某个时期，或是某些地区的历史，而不是叙述从古到今、包括全面的通史。在汉武帝时，这些著作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秦汉之际，出现了一部名为《世本》的史书，此书至宋代已经亡佚。从各书所征引的情况看来，其中有纪、有传、有表、有世系，有作篇以纪事物起源，居篇以纪古地理，内容比较全面，体裁也和以前的史书不同，曾经司马迁参考采用。但它内容十分简单，很像一部类书。到了司马迁才独出心裁，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编写一部“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汉武帝时）”，包括全面的通史。

如果我们充分明了汉初得书的困难，一般儒生的浅陋，我们便可能正确地认识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工作是如何艰难，他的成就是如何伟大。在汉初，书籍多半是竹简写的，一部分是用绸绢写的，得书十分困难。西汉末年，东平王刘宇以汉帝叔父之尊，要读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即《史记》），都弄不到手，一般人更不用说了。在大学教书的博士们，也只能教授一种经书的一家解释（如《诗经》便有齐、鲁、韩、毛四家的解说），对于其他的书籍和一般历史知识，都是茫然的。但是伟大的司马迁几乎尽读了当时所有的书籍。我们试把《史记》中所征引的书名综记一下，便可发现凡是《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司马迁时代以前的书籍，司马迁几乎都引用过了，而且其中有的是《艺文志》中所没有的。司马迁实在是西汉最渊博的学者，是古代的文化巨人。从他知识的广博而论，在古代只有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能和他相比，虽然他两人研究的范围、注意的对象并不相同。

司马迁所以能有机会运用这样多的史料是和他所受的教育和后来的官守分不开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太史令，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尝著文论《六家要旨》，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已经有编修史书的计划，并且常鼓励司马迁继续他的事业。司马迁十岁就学习古代的文字，掌握读古书的能力，青年时期又从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等学习经书的解说。司马谈死后，他继任为太史令。太史令是一个职掌天象历算的小官，并掌管宫廷的图书。修史虽不是他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保管图书的关系，遂有机会利用“石室、金匮之书”（石室、金匮皆当时国家藏书之处）编写他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不但掌握了极端丰富的资料，他又是游踪极广的旅行家。他本人是生在陕西韩城。从《史记》中看来，他西南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西昌、汉原，云南的保山、腾冲、顺宁等地；南边到过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边到过山东，游过曲阜，登过泰山，访过孟尝君的故居；西北到过甘肃，登过崆峒山；北边到过涿鹿，登过长城，足迹遍中国。到处参现历史古迹，考究民生利病，访问故老传说，和他从书本中得来的材料互相印证，这使得他对于伟大的中国自然环境、各地的观察生活有深刻的认识。

司马迁根据大量的史料，和对于现实生活极为丰富的知识，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努力，才杰出地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通史共分五个组成部分。十二个本纪，记述统治王朝与帝王的事迹，夏以前五帝合为一个本纪，三代和秦各有一个本纪，作为全书的纲领。十个表，以表列三代以来世系与年代。自三代以来，许多侯国同时并存，各有纪年，非常复杂，司马迁列成十个表，统括了错综的年代与区域的发展，这种组织办法，是很方便的。八书以记礼乐制度、天文历法、经济水利。三十世家以记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侯国。七十列传，记述人物，其中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还有关于朝鲜、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地区的记载。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2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

《史记》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只有把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和他以后的史学发展加以比较，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他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www.xing528.com)

在司马迁以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历史著作，但是这些书都被认为是《春秋》一类的书籍，大家是当作经学的一个部门来学习的。汉儒对于《春秋》，又专在“褒贬善恶”“微言大义”上去穿凿附会，不是当作历史来研究，直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汉代国家图书馆的目录时，仍把这些书都列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包括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内），尚未把历史学认作是一个独立的学术部门。《史记》的出现刺激了研究历史的兴趣，指出了研究历史的途径，以后有许多人继他这部书，到了东汉初年，班固更用他的体裁纂修了西汉的历史，以后研究东汉历史、魏晋历史、古代历史的人更多了，于是历史学遂“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晋初荀勖编辑图书目录时，因为历史书太多了，不得不单列为一类了，便从七部改成四部，把史学看作独立的学术部门，和经部、子部、集部并列。这种分类方法以后在中国相沿不废。而且在史学中尽管有编年史、纪事本末等体裁，但是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体裁。所以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罗马的西塞录称希腊的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他自然是指着西洋的史学而言。我们可以同样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

当然，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在他这部著作规模的宏伟，和他编排的体裁，而在于他这部著作的内容，它的人民性与思想性。司马迁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先世“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种小官，自然是大人先生们所看不起的。幼年时，他曾参加过农业劳动，“耕牧于河山之阳”。他做了太史令以后，因替李陵解说，触怒了汉武帝，判处了宫刑。按当时的惯例，他若能花一些钱，是可以赎罪的。但他是一个穷人，“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在狱中时，“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饱受了狱吏的侮辱与折磨，并且最终受了宫刑。从他自己的惨痛经验，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下所受的痛苦。因之，在他的著作中他称赞陈胜、吴广的起义运动，将他们二人的事迹列入“世家”，以示尊敬。他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无赖的刘邦做鲜明的对比。他将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他失败而抹杀他的历史地位。他表彰了椎埋屠狗出身而敢劫杀诸侯、为国捐躯的刺客。他称赞“言必信，行必果”，仗义挺身，保护弱者，和暴力对抗的侠客。他揭露了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他揭露了武帝专制统治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恶残暴、奸诈阿谀，公孙宏等伪儒的“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将军卫青、霍去病等的骄贵自恣、不爱士卒。他同情在残酷统治下人民的痛苦。他的爱和憎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的公论。

司马迁不仅记载了大量事实，而且要“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和他父亲的不同。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中心的，而司马迁则是一位儒家。这当然也和时代思潮有关。从汉初至武帝初年是道家思想盛行时期，从武帝初年以后，是儒家思想盛行时期。司马迁对于儒家的尊信在史记中充分表现出来。如列孔子于“世家”，称孔子为“至圣”，孟子、荀卿诸大儒等都有列传，七十子、汉初儒林有汇传，儒家的活动在《史记》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对史料的甄别去取，也用儒家的标准，所谓“考信于六艺”，而抛弃其他各家“其文不雅驯”的说法。

但是，司马迁对于汉初儒家思想，并不是毫无批判，全部接收的。他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合理部分，如提倡仁义、反抗暴力、厌恶战争等思想。但西汉儒家盛行“天人之学”，相信上天直接监视、支配人间的行事，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解释成上天意志的表现。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即是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司马迁虽是董仲舒的学生，但他不相信这种迷信的说法，也没有把他的学说写到《史记》中去。在《封禅书》中，他更充分地揭露了方士的欺诈。到了班固才给董仲舒立了专传，采录了他“天人策”的全文，并且把儒家阴阳五行的思想编为《五行志》，来补充《史记》的缺略。司马迁和班固对待阴阳五行思想看法的不同即是司马迁高出于班固和其他多数汉儒的地方。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这种批判精神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司马迁也不满意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唯心说法，和儒家所提倡的安贫乐道、自甘贫贱的消极态度，他很重视生产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他的八书中有两篇是和经济生活有关的：《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此外，《货殖列传》记载一些能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这都表现了他的世界观是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的成分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条称司马迁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种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家之一。正如苏联学者图曼所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史记》出现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最为发达。正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条所说：“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马迁前后，希腊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时人）的《希波战史》（如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书名是后人所加），修西底的斯（约前460—前400）的《奔罗波尼撒战史》。与司马迁同时有希腊史家波利比攸斯（约前168—前117）。较司马迁略晚则有普鲁塔克（约47—100），他用传记的形式叙述希腊罗马的重要人物与史实。我们若把他们的著作加以比较，便更能认识司马迁的伟大和他著作的特点。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一样，都是知识渊博、阅历宏富、行迹极广的历史家。希罗多德不但记载了古希腊，而且记载了古代北非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司马迁除了中国以外，也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诸国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这些亚洲国家初期历史极其重要的材料。因此《史记》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许多亚洲国家的主要史料。图曼说：苏联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时候，广泛地利用他的《史记》这部不朽的著作。已经逝世的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曾将《史记》许多篇译成俄文。现在苏联科学界正准备出版司马迁的选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汉学家沙畹曾把《史记》一部分（《五帝本纪》至《孔子世家》）译成法文，并加以注解。此外英、德汉学家都翻译过《史记》许多篇。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编纂了《史记会注考证》。可见世界学术界对于《史记》的重视。

和希腊史学名著比起来，《史记》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我们的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原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史学》版）

（196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