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开创史学领域纪传体史书体例

司马迁自己是这样说的：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www.xing528.com)

司马迁考虑到，他要撰写出一部囊括古今、包罗万象的中国通史，就必须创制出一种“取各种史体之长的综合体”[2]的史书体例，来表述出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历史内容，不然他是不能够完成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尽管《史记》采用的五种体裁在它以前各有其雏形，但是司马迁加以继承的时候，也并非简单地采择而加以拼合，而是进行了极其慎重的改造，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新的意义。由此可知，《史记》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形成，在中国史书编纂体例的发展过程中，它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而完全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太史公自序》中的这段表述，正是这种自觉行为的具体阐述。司马迁是要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各种历史资料，记述出“王迹所兴”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运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考”出诸多“行事”的发展变化，采取详今略古的手段，展示当今社会的风貌，从中取得可资借鉴的经验，促使当时的社会能够长治久安。因此，他以“科条”好的十二本纪作为全书的总纲，并以十表来展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变化及其相互联系，以八书来展现各种重要社会典制对于历史发展和现实政治的功能及作用，从而更深入地考察社会思想方面的天人关系，和在重大历史关头“承敝通变”的特殊意义。他赋予世家以一种新的品质，不仅是表现出一种“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强调“拱辰共毂”以维护天下统一的政治格局，并大力倡导“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他为人物立传，是要肯定不同人物的政治品质，和他们之能利用所处时代给予机遇的能力，以及能为天下、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所以，规范在《史记》各种体裁中的人物、事件，司马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轻忽而为之的，这正是表示了一个开创性的史学家的博大的视野、胸怀和抱负，他的体例开创，以其精湛的文化构思而为后代史学家所赞赏、继承，并不断加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