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作者范晔，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晋书·范晷传》），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遂为“顺阳山阴人”[2]。父泰，长于经学，能文章。仕晋朝为中书侍郎，袭爵阳遂乡侯。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桓玄篡位后，刘裕于京口起兵诛杀玄，掌握晋朝军政大权，泰入为黄门郎御史中丞。安帝义熙六年（410），裕出兵镇压卢循，泰时任东阳太守，发兵千人并开仓供军粮以助裕。裕加泰官为振武将军，次年升任侍中，从此为裕所信任。泰始终忠于刘裕，在刘裕专政的晋朝，仕至尚书常侍兼司空，和右仆射袁湛授宋公（刘裕）九锡（篡位的第一步）。宋代晋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晔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览经史，善为文，精于音乐。安帝义熙十年，晋雍州（侨置）刺史任用为主簿（顺阳郡属雍州），晔不肯就职。不久投入刘裕子义康部下，后受义康命为冠军参军。那时的刘义康，是“宋台”（宋的政府，即刘裕自己）所任命的相国掾，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领豫州、司州刺史。那时的刘裕由“相国宋公”自称“宋王”，已建立“宋台”，自成一国了。[3]到了刘裕代晋称帝（是为宋高祖、武帝），义康封彭城王，晔入补兵部员外郎，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冬，“彭城太妃”（彭城王的生母）死，将葬的前夕，义康的旧僚属皆来集会于王府。晔酒瘾大发，那天正遇其弟广渊值守司徒府，他便和司徒左西属王深二人投宿司徒府。夜中酣食，醉后开北窗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晔被贬官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乃修订诸家后汉书成为一家之作[4]，这是著作《后汉书》的开始，时年二十七。
元嘉三年，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任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掌国政）。范泰劝弘，权要的地位是很难处的，宜征义康入朝共参朝政，弘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王弘决意退让义康执政实由泰发其端，而成粲促成之。[5]
元嘉五年范泰死，晔因父丧去官。服阙后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部下的司马，领新蔡太守。后升任尚书吏部郎。元嘉十六年遭母丧，服阙后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不久，升任左卫将军（掌部分禁军）、太子詹事，虽得参与机密，却不见信任，只以“才艺”见重。
先是，义康执政久，威权日重，宋文帝和义康之间，构成嫌隙，元嘉十七年，解司徒职，改授都督江、广、交三州诸军事，出镇豫章。在这以后，义康的记室参军谢综（范晔的外甥），传达义康好意；对义康感恩图报的孔熙先又结交谢综从而和晔亲近。元嘉二十二年，晔与熙先、谢综等谋立义康为帝，事情败露，在这年十二月被杀，时年四十八。(www.xing528.com)
晔生平著作，有《汉书缵》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见《隋书·经籍志》）《百官阶次》一卷[6]，皆已散佚；唯《后汉书》流传至今。
晔谋立义康事，《宋书·文帝纪》写作：“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丁酉，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谋反”，在封建时代是罪大恶极的。清人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力为辩白，说“蔚宗不反”。陈澧特作《申范》一卷，替范氏申雪“千古之至冤”。后来傅维森和李慈铭，也都认为范晔谋反情理所必无。[7]他们的动机，如《申范》所说：“三代以下，学术风俗莫如后汉，赖有范书以传之，……其书大有益于世，而著书之人，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这是从地主阶级是古非今的观点出发的。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即如《申范》也不能不说：“其甥谢综与孔熙先谋反，蔚宗知之，轻其小儿，不以上闻。”试问：“谋反”是何等事？知情不举，应得何罪？即如《申范》所说，称为“谋反”也不算冤枉；何况谢综是担任写《后汉书》十志的人，和孔熙先都是才气纵横，具有政治经验，“轻其小儿”，怎能说得过去！
“犯上作乱”，在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一切封建礼法多是为此设防。但所谓“犯上作乱”是以成败论的，刘裕的天下就是由犯上作乱而来。即如范泰亲授刘裕九锡，范晔不受晋朝刺史辟举而投入自成一国、图谋篡位的刘氏部下，对晋王朝来说，干的是什么事？在东晋、南朝，杀君立君，犯上篡位，数见不鲜，有如范泰所说：“先帝（指刘裕）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宋书·范泰传》）范晔是有其政治思想的，彭城王“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执政十年“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宋书·彭城王义康传》）素为刘裕所倚重[8]，又为众望所归，被范晔认为是一个大有为之君，想辅佐他以展开自己的抱负，这是很可能的。晔自始倾心于义康，隶其部下时日不短，情感很厚。中间宣城之贬，范氏父子并不抱怨，范泰仍极推崇义康，拥护他执政，再经义康解释，自无芥蒂。观其狱中所作的诗：“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实对文帝滥杀、肖小倾排、人人自危的政局深致愤慨。谋立义康实是企图“拨乱反正”（《宋书·范泰传》）、稳定政局的一次政变的酝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他临刑神色不变，谈笑自如，毫无愧怍。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己做了鉴定：“吾狂衅覆灭”，值得我们重视，“狂者进取”，岂有他哉！前人辩诬之作，距离实际太 远了。
晔作《蔡邕传论》，竭力回护蔡邕党附董卓，他说：“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大意是说：被废逐，是士人最感痛苦的。当蔡邕远窜边地时，不要说再想回朝了，就是想死在家乡也是不成的。董卓一旦执政，蔡邕即被赦免，并且三日之间，位历三台，他怎能不感恩呢？这说明范泰在被晋政权废黜后依附刘裕的心情是很贴切的。
《荀彧传论》说：“……天下之命倒悬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是范氏的抱负。功不可兼，时不可并，当有所取舍，要“取其归正”，这种“正”，非当时一般所谓正，而即“仁以为己任”，为此虽杀身有所不惜，这是范氏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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