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年研究：西藏山水画中的阳刚之意

之所以说刘万年先生的西藏山水画充满了正大阳刚的民族气度，还在于他对传意写意精神的深刻领悟和诠释。中国画有“大写意”，其所言“大”，并非大尺幅。大写意之大，并非“大”所惯常的含义。诸如《说文·大部》：“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凡大者之属皆从之”；《诗·鲁颂》：“大者，广远之源”；《诗·唐风》：“大，谓德美广博也”；《易·坤》：“含弘光大”；《孟子·尽心下》：“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大”是原始祖先尊显的名号，表达对男性生殖“原生”性的崇拜。在孔子时代之前，“大”就延伸为具有哲学和审美意义上的“原生”“原始”之意。所以，老子所谓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都包含着本源、本性的哲学思想。

老子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意味着流逝而不拘，流逝意味着道远而相通，遥远意味着返回原初之所。在这里，“逝”所指的是流变不居，“远”所指的是周行不殆，两者都是说大生命的循环轮回的无边力量；“返”所指的是独立而不改，指的是不随于所适的特立独行。老子还一再强调“反者道之动”，作为事物变化之动力。“反”既是“逝”与“远”的不拘与周行，又是返回事物应有的状态。“大”实际上就是鼓励人们返回自身、返回人自然而然的原生状态，返回其是其所是的应在的样态上去。

神山圣水图（067）

庄子在《逍遥游》中以鲲鹏来喻大。“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以鲲鹏之大，仍需进入逍遥的境界。这需要“心”的功夫，让心从欲望中解脱出来，忘知去欲，精神由此而自由，心境不固守一体而得以周行，如此正是“逝”的功夫。其次，“大”是一个不能穷极的状态，所以不能把天地看做大，不能把毫厘看做小。“大”就是要在无尽的事物中远行，在“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之中不居一隅地通行。这也正是“远”的功夫。如此这般的解脱与远行，“大”方能渐入一种回返的状态，皈依一种中国艺术原发的方式，进入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www.xing528.com)

刘万年先生的《神山圣水图》组画，以120幅八尺巨制创作而成，可谓波澜壮阔，洋洋大观。在其浑远之中开启浩然正气。这一恢宏巨篇构成一种自由心灵的摆脱、远行与回返的生命境域，这种境域超越上述的技术化、理论化的局限，而指向大生命的深厚气息。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他的创作心路之后，我们将有理由相信：在绘画甚至人生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着所谓现成的大成。经典的核心魅力并不在言、象的既有语系，也不在风格的嬗变之中，而在表象后面那种无可捉摸却又始终引而未发的“意”，那些曾经或仍然被人们一再忽略的因素，以及那些让不可知的东西保持其遮蔽状态中的蓦然显现。正是这些磨人的“意”在最深处的诱引，让我们着迷，让我们最终必将皈依。刘万年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的构架，从艺者们在这里所展示的是更为宏大的背负使命的远行，是趋向那种神圣共谋却又充斥着个体生命体验的得“意”之感：艺术传统如何在经受漂泊的行游中保持当代的活的生机？在本土重建的新时代激流中，如何真正完成中国绘画的重建？在模糊不清的多元格局中，如何守候和捕获灵性遮蔽的源泉？在时代混杂繁变的乱象中，如何真正磨砺文化维新的历史命题？然而，我们今天看到众多写意绘画，有多少能够以“大者”自持，从惯念中挣脱出来，真正把握得意忘象、忘言的要义，参透现代生活变幻不居的表象，而有勇力进入不居一隅的周行远游，最后得以真正意义上返回中国绘画亘古常新的高境呢？确有一些人急于返回，未及远游，未及在可能的传统和生活世界中周行远游，就固守在一种可能的样式中。那可能的样式或许并非原生之样式，无远之返，未必真返。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慨然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华绘事，代代传承，其艺术之核心在于“意”，在于阳刚之意那种特立与闳远的建构。这种艺术，也带着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历史命运，但其与古常化、历久弥新的维新使命，从刘万年先生的西藏山水画中，我们寻觅到了阳刚之意在中国山水画创作中得以发扬光大、生生不息的精神秘密。他正是背负这种使命与秘密的传承者，始终在民族和时代的呼唤与期待下创造着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