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在民国上海得以广泛传播

在留声机和唱片业进入中国以前，中国戏曲的主要传播途径还是舞台表演和文本阅读，即“舞台上的戏曲”和“文本上的戏曲”。舞台上的戏曲表演，具有不可复制性，由于受到场地等条件的限制，辐射到的观众面相对较窄；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文本上的戏曲”虽具备了可复制性，然而，戏曲剧本大多是文人墨客展现才情，或是浇胸中块垒的载体，创作和阅读为知识精英所垄断。大多数人因为文化水平较低，不能阅读。即便能够阅读，也难以理解剧本中词句的真正意义和妙处。更为关键的是，“文本上的戏曲”无法直接带给读者戏曲美的体验，而以“曲”为重心的戏曲欣赏，其聆听上的感受至为重要。戏曲与科技结合的结晶——“唱片上的戏曲”，相较于舞台演出的临场演绎和即兴变奏，具有更大的固定性（fixity），它成了唯一一种能够由个人控制随意重播、反复重听的戏曲品种，更方便聆乐者“细嚼戏中之精华”。^[8]相较于文本阅读来说，这种直观的听觉感受与体验也是无与伦比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艺术繁荣昌盛，真可谓群星闪耀，佳作迭出，这和唱片业走向成熟（1917—1937）的轨迹正相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唱片在推广和普及京剧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也成为促进晚清民国京剧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纪末，留声机和唱片传入我国，清光绪末年（1904年前后），当时胜利、百代等唱片公司，开始聘请孙菊仙、谭鑫培等著名京剧演员灌制唱片。此后，几乎所有京剧名家都被各唱片公司争邀灌片。到新中国成立为止，约有170余位著名京剧演员演唱的1500多个唱段被录制成唱片。”^[9]这些唱片，如今看来，是弥足珍贵的声音遗产，但在当时，却是城市大众最喜闻乐见的流行曲调，随着唱片工业的发展，走进了千家万户。足不出户，便可遍听天下名伶的美妙声音。

同时，京剧唱片在培养和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准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世纪初，京剧在上海流播之际，沪上一般观众对于京剧艺术的欣赏，还停留在“闹热”的层面上，较为注重演出的视觉效果和感官刺激：

然沪人于戏剧，素不重视，不过借以为友朋之酬酢，亲戚之款待耳。所谓看戏非听戏也。近方注意于听点，然程度亦甚幼稚。除须生外，虽有大名鼎鼎之黑头、青衫、老旦、小生，几无有顾何者。听戏程度之高首推京师，上而公卿大夫，下至舆夫走卒，无不洞悉戏情，深明板眼。对于伶人，非常注意，稍露破绽，即阖座大哗，群起诘难。故梨园子弟登场，咸凛凛有戒心，认真从事。即叫天、瑶卿、秀山等老前辈，亦不敢稍存脱略之心。^[10](www.xing528.com)

自留声机和唱片业在沪上逐渐流行以后，这一趋势得以改观，沪上观众对于京剧名伶的艺术素养、唱腔唱法、流派渊源等元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欣赏层次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留声机与唱片在民国时期毕竟价格不菲，属于中产家庭可以消费得起的物件。但是对于身处底层的广大戏曲爱好者来说，就显得有些遥不可及了。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无线电台首次播音成功，唱片成了民国时期上海无线广播电台节目中的主要播放对象，京剧唱片更是当仁不让的首选。对于各电台而言，唯有听众人数的最大化才能导致其名声、利益的最大化，京剧唱片受到公众喜爱，电台自然愿意播送。

京剧通过无线电波得以普及和传播的速度，与唱片业的发展形成了叠加效应，上至官绅士商，下至贩夫走卒，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得以聆赏。戏曲爱好者群体的人数与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