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以来考古学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楚文化、长江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史学家们对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发现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先秦时期,长江流域文化都不逊于黄河文化,如李学勤、徐吉军认为:首先,考古发现“长江区域的文明发展不晚于黄河地区”,如长江下游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等,其部分史前文化“年代不晚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而有着自身的特点,其发达程度已使许多人感到惊奇”。其次,上古至三代南、北文化的交流从没中断,可谓互取所长。“比如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自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都是明证。再次,“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一个例子是,商代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7]如江西、湖北、安徽甚至云南等地。最后,东周时期,中游的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许多方面已能与当时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
人们甚至认为,秦汉之际的长江,有楚国与秦国同时并存。以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为发端,至公元前202年项羽被杀,南方有一个楚国政权与秦同时存在,陈胜、襄强、景驹、熊心、项羽等人相继称王。这段历史,甚至有学者称为楚朝,如史学家史式认为:“《中国历史纪年表》上秦、汉两代交界的年代是公元前206年,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打着楚国旗帜的抗秦联军投降,秦亡。直到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诸侯及将相才尊汉王为皇帝。因此有人说,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这段‘空白’,时间其实是‘楚朝’:楚从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开始,止于公元前202年,历时8年,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与秦并存。”[8]
“楚朝”是否存在,我们姑且不论,但这种论断产生的背景是明确的,即产生于长江文化研究勃兴之时。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不满黄河文化中心说,认为只有一条黄河、一个中心的中国古代史是不恰当的。(www.xing528.com)
1992年夏,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湖北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他被馆藏的许多青铜器和名震世界的曾侯乙编钟所震撼,认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其后季羡林发表了《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他说:“楚国,也可以泛泛地说中国的南方,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的地位怎样呢?有目共睹,它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在所有的中国通史中,比如郭沫若的,范文澜的,吕振羽的,翦伯赞的,尚鉞的,以及比这些书更早一些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统统都是文化北方中心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勃然兴起。再重弹北方中心的老调,已经不行了,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楚文化或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然而在学者们的历史著作中,从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南方仍然是蛮荒之地,在文化上上不得台盘。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情的。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古代史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就主张:中国古史应当重写。”[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