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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学习领域的发展概况

时间:2023-07-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笔者的调查,截至2012年4月,上海开放大学系统内专职教师1480名,兼职教师2730名。据笔者调查,上海市培训类组织机构从性质上主要分为民办非学历教育院校、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和经营性的培训机构三类。行业中严重缺乏胜任的人才,人才的稀缺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成人学习领域的发展概况

我国的开放教育主要指的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组织实施的一种教育形式,主要于1999年后开始运作。它通过覆盖了全国城镇的办学网络,实行注册入学、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管理。开放教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整合包括普通高校在内的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向学习者开放。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批准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30多年以来,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为国家培养了700万应用型高级人才,培训各类非学历教育人数高达5 000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学习机构,是我国开放教育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1]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曾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2013年《上海终身教育工作要点》也将深化上海开放大学内涵建设纳入了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工作中。由此可见,开放教育的重要性在政策层面日益得到了重视。

据笔者的调查,截至2012年4月,上海开放大学系统内专职教师1480名,兼职教师2730名。上海开放大学本部的从业人员主要包括三支队伍:专职教师、管理人员以及研究人员。总的来说,三支队伍的从业人员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从业者为主,在学历背景方面,拥有硕士学历的从业者居多,在职称方面,具有中级职称和副高职称的从业者较多。上海开放大学本部专职教师共104名,平均年龄为39岁,学历背景以硕士为主,具体表现为拥有博士学历的教师占19.2%,硕士学历的教师占63.5%,本科学历的教师占14.4%,大专学历教师占1.0%。职称结构中,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占2.9%,副高职称的占39.4%,中级职称的占46.2%,初级职称的占7.7%。管理人员共191名,平均年龄为44岁,其中25—35岁管理人员占26.2%,36—45岁的管理人员占到28.3%,46—55岁的管理人员占26.7%。学历结构以硕士为主,具体表现为拥有博士学历的管理人员占6.8%,硕士学历的管理人员占43.5%,本科学历的管理人员占12.0%,大专学历的管理人员占10.5%。职称结构中,以中级职称的人数为最多,占总数的36.1%,正高的职称的管理人员占总数的8.9%,副高职称的管理人员占19.9%,初级职称的管理人员占21.5%;开放大学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发展研究部、科研处,共9人,平均年龄为37岁,其中博士、硕士、学士的比例为2∶6∶1,正高职称、副高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的比例为1∶4∶3∶1。

1. 从业人员理论知识薄弱

调研中发现,很多从事开放教育工作者缺乏对成人教育理论的理解,对开放教育、终身教育、非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等概念混淆不清。从业人员如若对自己从事的领域没有认识清楚,在思想上就会存在障碍,最终就会影响到开放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不利于创新性举措的推行与实施。

2. 缺乏系统的专业教育培训

就上海开放大学而言,其内部员工的培训多集中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采用缺什么补什么的方式,培训缺乏系统性,尤其缺乏对成人教育理论的系统学习。目前从事开放教育的专职人员多从传统学科中走出来,缺少对其系统的专业培训,开放教育的相关理念、技术和知识,难以适应现代开放教育的发展。

3. 从业人员缺乏课程设计的能力

目前,从事开放教育的工作者要具备的基本的能力就是教学能力。但是随着开放教育的发展,对工作其他方面的能力要求也凸显了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其课程设计能力的需求。目前从事相关课程设计的工作者缺乏专业的训练,导致开放教育领域中诸多丰富教学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更多的时候是采用“拿来主义”,简单地从外部高校引进课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培训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体产业规模和市场容量成倍增长,教育培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并接受。目前,我国的政策法规中尚无对“社会培训机构”的统一定义,中国教育年鉴中也没有与之直接相关的统计资料。据笔者调查,上海市培训类组织机构从性质上主要分为民办非学历教育院校、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和经营性的培训机构三类。其中,民办非学历教育院校是由教育局审批,并由民政局法人登记,从事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机构,上海市共有1350—1400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是由人力资源保障局审批,由民政局法人登记,上海市现共有400—450所;经营性的培训机构在工商登记注册的上海有4000多家,这类机构于2013年7月10日后执行新的登记和管理办法,由工商登记注册变为由人力资源保障局和教育局审核,并由工商局登记的教育培训机构。总体来说,上海培训类组织机构主要由非经营性培训机构和经营性的培训机构构成,其中非经营性培训机构由民办非学历教育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构成,并以民办学校的形式进行管理,而经营性的培训机构则以民办企业的形式进行管理。由于提供该类服务的进入门槛较低,从事培训类服务的从业者规模巨大,但其专业素质却参差不齐。

第一,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薄弱。

调研发现,大多数从业者迫切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如对专业方法和流程的理解和掌握。行业中严重缺乏胜任的人才,人才的稀缺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大多数从业者主要依赖于自学和实践中的摸索,缺少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中“乱投医”式地看书积累,专业素质发展过程缓慢,而现有专业中培养的毕业生不能马上胜任该行业的素质要求,而且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严重不匹配,其成长仍需在工作场所中锻炼多年。行业的发展对于从业者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现有胜任人才的稀缺性和人才供应的非及时性严重制约了该行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细化。

第二,缺乏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资格认证。

由于从业者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而具有专业资格认证(如教师资格证、职业培训师等)的从业者比率较低,例如,具有教师资格证的比率仅为20%左右。近年来,各种国外机构的专业认证[如国际绩效改进协会(ISPI)的CPT认证,美国培训与开发协会(ASTD)的WLP认证等]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展开业务,客观上,这迫切需要中国本土能构建出一条专业的、具有高社会认可度的认证体系,从而提高中国该行业从业者的专业能力。

第三,核心专业知识皆为拿来的“舶来品”。

因为中国大陆高校中没有对应的专业,实践中所需的专业知识都从国外直接引入(如版权购买、代为销售、著作翻译等形式)。行业中普遍意识是唯美国的研究成果马首是瞻,专业发展主要靠借鉴外国的理论成果,实践者缺乏本土创新,学术领域又缺乏相应的科研机构。整个行业的发展模式仅靠“拿来主义”和“工作中摸索”,从业者缺乏系统性的严格的职业训练。这种过度性的依赖也导致了中国该行业在国际舞台上缺乏竞争优势。在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无有效举措改善现状,中国行业与国际行业的差距将愈加显著,而且更易被动性地受到整个经济波动的影响。

第四,行业的分化性发展加快,对从业者的专业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该行业总体发展渐趋分化和细化,如不同客户群体的形成(高端、中端和低端)和课程体系化和定制化的需求增强。仅仅提供大众性课程的中介模式已渐显弊端,对专业性更高的咨询式学习方案设计的需求越来越显著。这对从业者的现有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数据收集、需求分析、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方案实施和效果评估等全面的专业能力,而这是现有咨询机构和大多数从业者专业能力的发展瓶颈。另外,信息技术对学习领域的改变,给培训机构也带来了发展的时代机遇和需应对的挑战,例如,多媒体课程开发、基于网络平台的课程开发的能力等。培训类咨询机构整体的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

企业培训是指企业组织试图使得员工在一个学习的环境中,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等。目的在于使得其员工能够在工作岗位中表现达到组织的要求,为组织创造更多的利益。《企业培训师国家职业标准(2007年修订)》对企业培训师的定义是:“指能够结合经济、技术发展和就业要求,研究开发针对新职业(工种)的培训项目,以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策划、开发培训项目,制定、实施培训计划,并从事培训咨询和教学活动的人员。”[2]根据上海企业教育培训课题组联合上海市统计局和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在2011年做的一份抽样统计[3]来推测上海市的整体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从业机构及人员规模。

从培训结构来看,就大中型企业而言,2011年的调研抽取了92家企业,其中41家企业有自己独立的培训机构,占调查单位总数的44.5%,也就说有一半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就中小型企业而言,2011年的调研抽取了52家企业,其中有8家企业有自己独立的培训结构,占调查单位总数的15.4%。

从专业人员数量来看,2012年,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终身教育处与上海市国资委牵头,以47家大型国有、控股、集团以及国资委系统的1 093家企业作为抽样统计对象,针对企业内部从事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的专职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其中,(1)参与调研的企业职工总人数为586 826人;(2)从事培训的专职教师(不包括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为1 960人;(3)从事培训的专职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为0.334%,也就是说平均每1 000名职工有3—4名专职培训人员。而根据上海市总工会在2013年5月公布的“上海职工队伍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目前整个上海市的在岗职工人数大约有1 104.33万人。结合上面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测算出当前上海市从事企业培训的专职人员(不含管理人员)大约在3.5万左右。

第二,从业人员学历层次及受教育背景。

从学历层次及受教育背景的情况来看,从事企业培训的专职人员所受到教育情况明显要优于企业中的其他部门。根据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2011年上海市从事职工教育的专职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包括硕、博)的人数占到80.53%。2012年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提供的数据更细化,按照行业的不同进行了统计,其中,在制作业中,本科学历以上的专职人员占86.95%;在服务业中占81.17%;在建筑业中占68.16%。尽管如此,硕士与博士层面的专职人员所占比例还是相对较少,以宝钢、上汽等龙头企业为例,在所有从事职工教育的专职教师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也只在20%—25%左右,博士学位的只有1%—2%。其他规模较小企业更不用说了。从专业背景来说,企业管理专业的专职人员并不多,以宝钢为例,在管理人员中,这个比例也不到10%,若算上所有的专职人员,比例就更低。

第三,从业人员的专业发展需求。

从访谈中,笔者了解到相关从业人员的需求可以分三个角度来说:(www.xing528.com)

一是从企业角度来看,大多数企业都鼓励人力资源开发的专职人员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每年都安排有大量进修计划,以适应企业战略的调整及新技术发展的需要。但由于企业是一个以利润为中心的主体,需要员工在提升自身素质的同时平衡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岗培训、内部培训以及为了满足工作本身需要而参与一些资格证书的培训成为最主要的形式。

二是从个体角度来说,学历教育还是具有很大吸引力,不仅可以让学习者本身获得能力的提升,还可以拓宽其视野及社交网络。尤其对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青年骨干,学历的提升对其职业生涯发展及职位晋升还是很有帮助的。

三是从学历层次来说,在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的专职人员中,本科教育已经成为其入职的基本条件,但研究生层面的教育还有一定的需求,目前在职人员中拥有硕士学位的还不到四分之一。

第一,从业人员相关理论建设薄弱。

很多从业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主管领导常常不能理解企业培训的内涵,缺乏整体认识。建立一套完整的、清晰的理论体系,明确在终身教育体系下,企业教育培训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实践领域的目标是什么,还需要解决操作层面上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评估与验证等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缺乏专业的企业教育从业人员。

主要体现在,一缺乏行业领军人物,在企业教育培训领域缺乏领军人物。从上海市来说,缺乏具有一定话语权和号召力的行业权威人士;从单个企业来说,缺乏首席学习官、首席培训师等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备实践经验的从事企业教育培训的大师级人物。二是缺乏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企业教育培训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人才还很少;能够将国际先进理论与本土企业文化相结合,从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自有理论的人就更少。三是缺乏从事企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从业者。专业化是未来企业培训专职人员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企业中缺乏大量具备高素质、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专职教师、高级培训师、内训师等专业人才。

第三,相关课程体系建设有待提高。

目前在很多企业中,培训项目开发随意性强、培训课程开发缺乏系统性,且多数课程内容滞后于实践发展,致使企业培训项目效益低下,起不到为企业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的作用。提高项目开发、课程开发能力;推进核心课程、特色课程、品牌课程为中心的精品课程建设;提升企业培训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是一项长期而又急迫的任务,而这些都离不开对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的培养。

1. 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机构概况

上海市的社区教育在全国属于领先的地位。2008年起,上海市就建成了每个区县有社区学院、每个街道有社区学校的社区教育体系。上海市的社区教育不仅实现了目标和内容的多样化,也实现了教育途径和方法的多元化,不但成功开创各类有特色的管理方式,推出“百姓学习中心户”“宅基课堂”“流动课”等学习组织方式,还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社区居民,织成了覆盖面极广的社区教育网络,堪称全国社区教育的典范。与此同时,上海城市老龄化进程也居全国之首,截至2010年底,上海市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31.02万,占全市户籍人口的23.4%,高出全国十个百分点;预计到2015年老龄化将达到29%,2030年达到40%,这势必造成社区和老年教育资源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目前上海市约有4 000个社区教育教学点,教学点的覆盖率达到76%,所有这些教育机构均由政府投资,且按行政区域进行了划分。目前上海共有17个区,每区设有一个社区学院,学院以下以街道为单位设立社区学校,社区学校以下还有学习点。除社区教育系统之外,上海市还设有五所专门老年教育机构,包括上海老年大学、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上海老龄大学、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上海市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学院。老年大学下设四所分校,要求四所分校带动下属的街、镇老年学校建设,称为“1+4+X”模式(其中1是指上海老年大学,4是指“东、西、南、北”四所老年大学分校,“X”是指隶属于分校下面的街、镇老年学校)。老干部大学下设24所分校,设在各区县和企事业单位。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下设6所分校。

2. 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从业者概况

从社区及老年教育从业人员队伍总量来看,截至2013年6月,上海市共有1632名专职老师,包括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从社区及老年教育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都拥有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拥有者不到10%。以往从业者的年龄偏高,近年来有降低的趋势,年轻从业者的比例占到社区教育从业者数量大约为10%。据本次调研所获数据,如今每个区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从业者有3—4个人,很多人学校毕业之后就直接从事社区教育,多数高学历从业者有硕士学历,获得博士学位者较少,几乎没有,从分布来看,高学历从业者在郊区的分布比例较少。

第一,身份认同的缺失。

目前上海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的从业者主要都是通过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中转聘过来的。他们对自己的“新身份”的认同存在很大的缺失,无法正确树立起自己的专业身份。因此,阻碍了其专业发展。

第二,缺乏高素质的专职人员,尤其是年轻人员。

例如上海市老年大学,老年大学生源全市有一万多,但是老年大学在职工作人员不多,有四十几个工作人员,而且大多是上海市行政机构、高校等离退休老干部。近年来,尽管上海市也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吸引高学历人才,但与现实需求相比还差得很远,尤其是研究生层面人才还有待补充。

第三,与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

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的教育培训,在相关理论的获得与应用方面还比较薄弱。从长远的视角来看,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将成为阻碍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校作为国家实施普通高等教育的办学机构,有着丰富的教学、科研资源,一直以来在推进我国继续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的继续教育形式一般分为成人学历教育和成人非学历继续教育两种。截至2012年12月,全国所有的“985”工程高校都有设置继续教育机构,“211”工程高校继续教育机构设置率也高达98.2%。除此之外,我国大部分普通本科高校也设有继续教育机构(胡天佑,2013)。目前,上海共有68所高校提供继续教育,其中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从业人员多是以行政岗在编,以管理和行政工作为主。其中,很多管理人员并不具备专业的教育学背景。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作开展的质量和效率,调研采访中有高校领导表示,在聘任新的员工时,做行政岗的员工学历背景并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员工做事能否认真负责,是否有成人教育的工作经验,是否具有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热情与兴趣,只要具备这个岗位所要求的专业素质,就很愿意吸纳他加入这个岗位。

第一,从业人员专业发展路径狭窄。

继续教育学院从事学历教育的专职人员多是以行政岗在编,受学校对行政人员职业晋升相关规定的影响,这类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比较狭窄,学校每年对职业晋升人员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从业人员缺乏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

第二,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不足。

对于是否鼓励继续教育管理人员接受再教育,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态度。有学校领导表示,学校并不提供相应的再教育机会,工作人员可以接受短期的讲座类培训,但是高层次的例如攻读硕博士的这种再教育机会则会对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学校并不鼓励在职人员接受这种再教育。而也有高校领导则表示希望自己的职工能够接受这种继续教育,希望自己的职工能够获得更深厚的理论知识,希望他们能够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做些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可拓宽将来的职业晋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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