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曾经发生过的，与此有关的，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是在我们不得不赶紧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怀了孕，我们在“罗马人广场”真的走错了门，在我们法兰克福，户籍登记处就设在那里。不错，那么多台阶，心情激动。可是，人们告诉我们：“你们找错了地方。在下面两层。这里正在进行审判。”我问了一句：“什么审判？”“嗯，就是控告奥斯威辛的作案人[2]。难道您不看报纸吗？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件事。”
这样，我们又来到了楼下，几位证婚人已经等在那里。我的父母没有来，因为他们起初是反对这桩婚事的，但是海纳的父母来了，而且非常激动，还有长途电话局的两个女朋友。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去了棕榈园，海纳已经在那里预订了一张桌子，我们好好地庆祝了一番。但是，在结婚之后，我就摆脱不了这件事，总是经常去那里，虽然我已经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司法当局已经把审判改到了弗兰肯大街，在那里的加鲁斯市民之家有一个很大的厅，可以提供更多的座位，特别是提供给听众的座位。
海纳从来没有一起去过，他就在附近的铁路货运站工作，下了夜班之后，完全是可以去的。但是我把一切可以讲的都对他讲了。所有那些可怕的数字，竟然上了好几百万，简直无法理解，因为总是有人说，其他数字才是事实[3]。确实，据说被毒气毒死的或者以其他方法丧命的人数是三百万，然后又说最多只有两百万。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同样糟糕，甚至更糟糕，因为就在眼前，我对海纳讲了这些，直到他嚷嚷了起来：“别再说啦！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才四岁，最多五岁，你当时才刚刚出生。”
这话不错。但是，海纳的父亲和叔叔库尔特都当过兵，他叔叔其实真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们俩一直到了俄罗斯的腹地，这是海纳的母亲有一次对我说的。然而，在贝娅特的洗礼仪式上，全家终于团聚，我想对他们俩讲讲加鲁斯市民之家的审判以及卡杜克[4]和博格[5]的事，却只是听见了这样的话：“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事。是在什么时候？ 1943年？那时在我们那儿只剩下撤退了……”库尔特叔叔说：“我们当时被迫撤出克里米亚半岛，我也终于可以回家休假，在我们这里已经被炸平了。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提到美国佬和英国人对我们进行的这种恐怖行为。当然，因为他们胜利了，有罪的总是其他的人。别再说啦，海蒂！”
但是，海纳却不得不听。我真的是强迫他听，因为，我们登记结婚的那天在“罗马人广场”走错地方，闯进了奥斯威辛，更糟糕的是，闯进了有焚尸炉的比尔克瑙[6]，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起初他不愿意相信这些，例如，一个被告命令一个犯人亲手把自己的父亲摁在水里淹死，此后这个犯人完全疯了，因此，也就是因此，这个被告当场就枪杀了这个犯人。或许是在十区和十一区之间的小院子里，靠着一堵涂成黑色的墙进行的。枪决！估计有好几千人。在审理此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况且，要回忆也是很困难的。当我对海纳讲起那个秋千的时候，他一开始根本就不想搞明白，秋千是这个威廉·博格的叫法，是他发明了这样一个让囚犯开口说话的器械。我在一张纸上详详细细地为他画出了一位证人借助模型向法官们演示的过程，这个模型是这位证人专门为这次审判自己动手做的。一个穿着条纹囚服的犯人被高高地吊在一根杆子上，就像是一个木偶，而且被绳子捆绑成特定的姿势，以便这个博格可以准确地不断地击中两腿之间的睾丸。是的，准确地击中睾丸。“你想象一下，海纳，”我说，“当这个证人向法庭陈述这一切的时候，博格竟然暗暗笑了起来，咧开了嘴角，他坐在被告席靠右边的地方，也就是这个证人的后面……”
不错！我也扪心自问。这是人干的事吗？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证人声称，这个博格平时举止还是挺中规中矩的，他总是关心在司令部里放上鲜花。据说，他真正仇恨的是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则要少得多。是啊，那些在集中营和比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的事，要比这个秋千更难搞明白，大量的吉卜赛人在比尔克瑙特别建造的木板房里被毒气毒死。这个博格和海纳的叔叔库尔特有一点相似之处，特别是当他和蔼地东张西望的时候，这些我当然没有对别人讲，因为这样对库尔特叔叔就太卑鄙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和蔼亲切的化身。
尽管如此，这些有关秋千和其他事实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海纳和我，以至于我们每到结婚纪念日总是不得不想起这些，也是因为我当时正怀着贝娅特，后来我们对自己说：“但愿这个孩子对这一切什么也没有听见。”去年冬天，海纳对我说：“夏天，如果我能获准休假，我们也许去克拉科夫和卡托维兹旅行。母亲早就想去，因为她实际上是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我已经去过奥尔比斯。这是一家波兰的旅行社……”
但是，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是否合适，会不会因此引出什么事，即使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签证。不错，据说克拉科夫离奥斯威辛不远。这份旅游广告里面介绍，甚至可以去那里参观……(www.xing528.com)
[1] 叙述者：偶尔参加审判过程的年轻妇女
叙述事件：法兰克福的奥斯威辛审判
[2] 1964年到1981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先后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迫害犹太人的部分纳粹分子进行了六次审判并且判处长期至无期徒刑。
[3] 战后德国曾经有人对纳粹分子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进行否认和辩护，被称为“奥斯威辛谎言”。1985年联邦德国修改的《刑法》第194 条规定，散布“奥斯威辛谎言”的人将受到法律制裁。
[4] 奥斯瓦尔德·卡杜克（1906—1997），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1947年被苏联占领当局判处二十五年强制劳动，1956年获释后在联邦德国当医院护理员，1965年在法兰克福被判处无期徒刑，1988年获释。
[5] 威廉·博格（1906—1977），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1965年在法兰克福被判处无期徒刑，死于狱中。
[6] 比尔克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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