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1967年我不应该在场吗？《我的世纪》摘要

我的这堂星期三的讨论课继续进行，如果忽略一只迷失了方向、从开着的窗户飞进来的蝴蝶不计，课堂气氛似乎也只是由适度的兴趣来维持，然而，我却有足够的时间不断地让自己回到我那昔日的存在，让自己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离开柏林的？难道6月2日^[2]那天我不应该在场吗？难道我没有必要在逊内贝格市政厅前面的抗议者中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吗？我这个自认为仇恨伊朗国王的人，不也会成为那些拥护国王、手持房顶木板条冲进来打架斗殴的伊朗人的一个合适的目标吗？

所有这些都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限制。我当然也可以打出一块上面写着“立刻释放伊朗学生”的标语牌，表明自己团结一致的态度，也让警察可以鉴别。因为在市政厅里，就在伊朗国王来访的同一时间，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讨论有关提高大学学费的问题，和其他示威游行的人一起齐唱《谁应该付钱？》这首可笑的狂欢节流行歌曲，对我只是一桩轻松的事。晚上，当伊朗国王和法拉赫·迪巴王后在柏林执政市长阿尔贝茨^[3]的陪同下，来到俾斯麦大街的德意志歌剧院时，我要不是胆小怕事地逃到弗莱堡去了，警方的行动队也会把我赶进克鲁莫大街和泽森海默大街之间的狭长地段。迎宾的演出在歌剧院里正式开始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警棍。是啊，我也问过自己，或者我也在内心深处被问到过，当警察执行“猎狐”计划的时候，从近距离开枪射中的，是不是完全有可能是我，而不是那个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的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

他和我一样也把自己视为和平主义者，也是基督教大学生教区的成员。他和我一样也是二十六岁，和我一样也喜欢在夏天穿无跟的凉鞋。的确，真的是有可能让我遇上，死的真有可能是我。但是，我逃跑了，在一位自从他的转折之后醉心于宁静心态的哲学家的帮助下，让我自己保持本体学的距离。这样，他们用警棍殴打的是他而不是我。这样，便衣刑警库拉斯用他的那支打开保险的公务手枪，型号PPK，瞄准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击中了本诺·奥纳索格的右耳上方，穿透了他的大脑，掀掉了他的天灵盖……

突然，我大声嚷了起来，破坏了我的学生们沉浸在阐释这两首重要诗歌的幸福的极乐世界，把他们搞得惊慌失措：“岂有此理！这个警察库拉斯在两次审理中均被宣告无罪，然后一直在柏林警察局的通信指挥中心干到退休……”此后我又沉默下来，虽然看见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女学生望着我的那种挑衅性的嘲讽的目光，甚至觉得它包含着一些最最隐秘的东西，但是心里却仍然充满了那些把我的自童年时代起就被吓坏了的存在逼入困境的问题。我的转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什么让我与单纯的存在告别的呢？准确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崇高的东西抓住了我，尽管也有短暂的偏离，但是却永远也没有再把我放走呢？

可能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后，在那年的7月24日，那位诗人在久病痊愈之后来到弗莱堡，他在这里战胜了最初的犹豫，在为我们大家隆重地朗读他的诗歌之前，会见了这位哲学家，此人名声不好^[4]的过去曾经让他顾虑重重。但是，保尔·策兰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和海德格尔在一起照相。后来他还是同意拍照，但是，在这期间却没找到时间来拍一张有益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面的照片。

我把这样一些名人逸事讲给参加我的那堂在下午进行的讨论课的学生们听，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内心的审问，因为，尤其是这一位女学生以巧妙的发言，成功地将我从向回倒退的精神压力之中解脱了出来，让我可以作为那次错综复杂的双峰对垒的见证人开始随意闲聊；因为当时正是我按照鲍曼教授的指示，把弗莱堡各家书店的橱窗认认真真地查看了一遍。应这位哲学家的请求，书店都郑重其事地展出了那位诗人的全部诗集。我在那里看见，从早期的集子《罂粟和记忆》，一直到《语言栅栏》和《无人的玫瑰》^[5]，一切都伸手可及，却又难以理解；由于我的努力挖掘，甚至一些罕见的特殊版本也被展示出来。

也还是我，应该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黑森林的山上，细心地为诗人的拜访做好准备，哲学家的小屋就在那里。然而，策兰却再一次地对海德格尔在那些黑暗年代的行为表示异议，他甚至引用自己的诗句，把他称为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以此把死亡也拉进了这场游戏，即使并未提到这两个字。他是否会接受邀请，也就一直不能肯定。诗人犹豫了很久，他的态度也令人难以接近。

尽管天空乌云密布，我们仍然在一大早就驱车上了路。在拜访了小屋和那次值得纪念的谈话或者沉默——任何人，也包括我，都不准在场——之后，大家又在圣布拉辛碰面，一家咖啡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所有的人。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感到奇怪。诗人显然接受了思想家。两人立刻又上路去霍尔巴赫沼泽，我们大家从沼泽的东边顺着一条用圆木铺成的小路漫游。但是，因为天气一直很恶劣，诗人的鞋也太城市化，或者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够乡土化”，所以漫游随即中止，然后我们在一家客栈的摆放圣像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时政问题，比如柏林的骚乱和不久前报道的一个大学生的死亡；他们谈论的是植物世界，事实表明，诗人可以立刻说出许多草本植物的名称，即使不比思想家更多。此外，保尔·策兰不仅知道一些小草的拉丁语学名，而且还知道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甚至意第绪语的说法。他出生在克策诺雅茨，众所周知，它位于流通多种语言的布科维纳。

这一切以及其他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我都讲给我的学生们听了，但是那个由特殊的一方提出的关于在小屋里究竟谈论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的问题，我只能以提示读一读《托特瑙山》这首诗作为回答。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例如，“山金车花”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知识渊博的人知道，用在诗歌里可以理解成“唯一的欢乐”。小屋前的那口水井见多识广，井台上有一颗独特的星形立方体。此外，在中心位置，也可以说是作为核心部分，放着诗中提到的那本来宾题词纪念册，诗人带着“谁的名字在我的名字之前写进去过”这个忧心忡忡的问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当然是怀着“一种希望，今天，为了一位思想家在心中酝酿的下一句话……”，在这件事上必须再说一次，括号里的文字，即后来被诗人删掉的“毫不迟疑的下一句”，表达了他的愿望的迫切性，人们知道，这种愿望始终也没有得到满足。但是，除此之外，在小屋里可能谈论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人们一概不知，一直都搞不清楚，也几乎无法猜测，似乎就是要让这个伤口敞开着……(https://www.xing528.com)

我就是这样对我的学生们说的，没有向他们或者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人透露，我经常猜想小屋里的谈话；因为在居无定所的诗人与来自德国的大师^[6]之间，在戴着看不见的黄色星标的犹太人与戴着被遮起来的圆形党徽的弗莱堡大学前任校长之间，在命名者与隐瞒者之间，在经常宣布自己已经死亡的幸存者与存在和未来上帝的宣告者之间，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肯定会找到一些词语，但是却连唯一的一个也没有找到。

这种沉默一直继续。我也对参加讨论课的学生避而不提我逃离柏林的原因，无动于衷地听任那个女学生的目光对我进行试探，我没有泄露，是什么使我暂时疏远了崇高的东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再次仓促地离开了弗莱堡，闯进了法兰克福的喧嚣之中，而且就是保尔·策兰在离开我们那个小小的大学城之后立刻写下了《托特瑙山》这首诗第一稿的地方。

[1] 叙述者：德语文学教授
叙述事件：柏林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游行，策兰会见海德格尔
叙述时间：1998年

[2] 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期间，反对伊朗国王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来自汉诺威的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被当时三十九岁的警察库拉斯开枪打死。

[3] 海因里希·阿尔贝茨（1915—1993），1966年至1967年任柏林执政市长。

[4] 此人是指海德格尔，因为他的亲纳粹主义的倾向，战后被禁止任教（1945—1951），1952年退休。

[5] 《罂粟和记忆》《语言栅栏》《无人的玫瑰》均为策兰的诗集，分别出版于1952年、1959年和1963年。

[6] 保尔·策兰的《死亡赋格》中几次出现的诗句，全句为“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