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即使我当时被归在难对付的一类人。经常都有人说：“卡门难对付”或者“特难对付”或者“卡门是个让人头痛的孩子”。不只是因为我母亲正在闹分居，我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离家在外干活。在我们这个托儿所，还有其他几个让人头痛的孩子，甚至还有几个实际上已经是成年人，比如我们的那几个鲁尔大学的学生，最初他们只是为了单身抚养孩子的女大学生们开办了这个托儿所，想把一切都按照反权威的方式搞定，甚至和几个无产者的孩子一起，这是在我们进托儿所之后别人对我们的称呼。先是出现了争吵，因为我们更习惯于严厉的手腕，我们的父母反正都是这样。我母亲后来负责打扫这两间房子的卫生，这里曾经是办公室或者类似的机构，因为大学生母亲太高贵，不适宜来做这种事，据说我母亲对住在附近的几位母亲说：“让这些红色分子试验一下怎么弄这些事吧。”在波鸿，那个发起建立这家为所谓社会下层孩子服务的托儿所的小组，具有极左的思想倾向，因此总是会分成一些派别，这是当时的说法，家长会总是一直开到午夜之后，每一次差不多都是不了了之，这都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
据说当时总的来说到处都很乱，不仅仅是在我们孩子这里。社会上不管在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吵架。另外还在搞竞选。在我们托儿所的前面，挂着一个横幅标语，我母亲还记得上面写的是：“以阶级斗争代替竞选[2]！”我们后来也经历了阶级斗争。经常有人打架，因为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无产者的孩子，都想把那些左派大学生为我们托儿所募集的玩具据为己有。特别是我，我母亲说，相当贪心。但是，对竞选我们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学生们只带我们参加过一次游行，就在大学的前面，整个大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块。我们在那里也必须和其他人一起高喊：“是谁出卖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维利[3]带领下取得了这次选举的胜利。我们这些孩子当然不知道这些，因为整个夏天电视里放的完全是其他内容，即登月行动[4]。这对我们来说要比竞选有趣得多，我们所有的人在家或者我在邻居皮茨克夫人那里，整天就是盯着电视机。因此，我们用大号彩笔和可以调和的锡管彩色颜料，以完全反权威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以他自己愿意的方式，把登月行动画在了托儿所的四面墙壁上。当然，那两个登上月球的小人儿是穿着他们的奇装异服。另外，那个登月舱的德文名字叫作“鹰”。这一定是很有趣的。但是，我这个令人头痛的孩子，据说又引起了人们在家长会上的一番争吵，因为我不仅把那两个小人儿——他们是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画在墙上涂上颜色，而且还画上了我在电视里清清楚楚看见的那面飘扬在月球上的有许多星星和条纹的美国国旗。这种事当然不合我们那些大学生的心意，至少是那几个特别左的。伟大的教育行动！但是，说好话在我身上是毫无作用的。我母亲还记得，家长委员会做出决定，必须把我的那幅画，我母亲总是把它叫作“星条旗”，完全彻底地从托儿所的墙壁上洗掉，当时只有少数几个纯粹的反权威的大学生表示反对，他们并不是毛主义分子或者其他什么反动分子。没有，我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号哭大叫。但是，据说，有一个大学生，对了，他如今在波恩当某一个部的国务秘书，想说服我把一面鲜红的旗帜插到月球上去，我当时可犟了，就是不肯。这种事我根本就不会考虑的。不，我一点儿也不反对红色。只是因为电视里不是红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因为这个大学生也不让步，所以我肯定是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把所有漂亮的彩色蜡笔，所有的粉笔和锡管彩色颜料，也包括其他孩子的，统统踩得稀烂，以至于我母亲后来真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所有乌七八糟的彩色斑点从地板上一点一点地刮掉，当时她每天打扫托儿所，由那些也是母亲的女大学生们付工资，因此她现在每次遇到当年的那些母亲，仍然总是说：“我的卡门当年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孩子……”
不管怎样，要是我有了孩子，我肯定会用其他的方式教育他们，也就是说，用正常的方式，即使是登上月球和我母亲投票选举维利的那一年，正处在一个有魅力的时代，即使我今天仍然经常会清晰地梦见我们的托儿所。
[1] 叙述者：出生于无产者家庭的妇女
叙述事件：勃兰特当选联邦总理，人类首次登月
叙述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www.xing528.com)
[2] 另外还在搞竞选，即1969年10月联邦德国的议会选举。
[3] 他们的维利，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候选人维利·勃兰特。参见1961年。
[4] 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2012）和巴兹·奥尔德林（1930— ）乘“鹰号”登月舱登上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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