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他。他是小学教师[2]，住在汉诺威的朗根哈根。他——现在不再是我——从来就没有过过轻松的日子。在文理中学，上完七年级就不上了。然后又中断了商业学徒。当过卖香烟的售货员，在联邦国防军一直干到二等兵，又试着上了一家私立商业学校，但是却没有获准参加结业考试，因为没有初中文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去了英国。在那里擦洗汽车。曾经想去巴塞罗那学西班牙语。但是，直到在维也纳，一个朋友尝试通过成功心理学给他鼓劲打气，他才重新获得了勇气，再次振作起来，在汉诺威上了管理学院，而且毕了业，即使没有高中文凭，也可以上大学，通过了教师国家考试，现在是教育与科学工会的会员，甚至还当上了青年教师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左派，在他那个从什么地方的旧货商那里便宜买来的高背靠椅里，梦想着要一步一步地改变社会。这时，他家的门铃响了，瓦尔斯罗德大街，三楼右侧。
我，这里指的是他，把门打开。一个留着栗色长发的姑娘[3]站在那里，想和我，也就是和他，说话。“有两个人可不可以临时在你们这里过夜？”她说“你们”，是因为她从什么人那里知道，他或者说我，和一个女朋友同居。他和我回答说可以。
他说：我后来起了一些疑心，吃早饭时，我的女朋友也有些怀疑。她说：“也只能进行推测……”但是，我们先去了学校，她和我一样也是教书的，但是在另外一所综合性学校。我的班级正准备出发去鸟类公园郊游。就在瓦尔斯罗德附近。在此之后，我们总是还有怀疑：“他们可能已经搬进去了，因为我把住房的钥匙交给了那个长发女孩……”
因此他和一个朋友谈了此事，我肯定也会对一个好朋友说的。这个朋友说的话，恰恰也正是我女朋友在吃早饭时已经说过的：“给110 打电话[4]……”他（在我的同意下）拨了这个号码，要求接通BM 特别指挥部[5]。特别指挥部的人仔细听了之后说：“我们将会对您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确实也穿上便衣开始行动。他们立刻和门房一起监视楼梯间。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遇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正要上楼。门房想知道他们找谁。他们要去教师家。“是在这里，”门房说，“他住在三楼，但是现在不在家。”年轻男人后来又回来了，在外面找了一个电话亭，当他正要投硬币时，被抓了起来，他身上带着一只手枪。
教师在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我的左边。有的时候，他坐在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里，总是前瞻性地梦想着未来。他相信一个“下层社会的解放过程”。汉诺威的一位教授[6]在左派圈子里几乎就像哈贝马斯一样出名，涉及到BM，据说他曾经说过：“他们想用炸弹发出的信号，实际上只是鬼火。”他相当赞成这种观点：“这些人为右派提供了理由，从而全面诽谤左派的整个丰富多彩的计划。”
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因此他和我都拨了110，他作为教师和工会会员，我作为自由职业者。因此，州刑事警察局的几位警官出现在一套住房门前，这是教师的住房，里面有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警官们按了门铃之后，打开房门的那个女人，看上去体弱多病，留着散乱的短发，骨瘦如柴，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那张通缉令上的照片。也许她并不是被通缉的那个人。已经多次传说她死了。据说是死于脑癌，这是报纸上登的。
“你们这些猪猡！”她被捕的时候[7]高声叫骂。当警官们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一本打开的画报[8]，上面登了被通缉的这个人的一张头颅X 光照片，这时特别指挥部才确信抓住的人是谁。警官们后来又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弹药、射击武器、手榴弹和一个“皇家牌”的化妆箱，里面装着一枚四点五公斤的炸弹。
“不是的，”教师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的话，他和他的女朋友就会一起陷进去。他说：“尽管如此，我逐渐产生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毕竟我过去经常和她持同一种观点，那是在她开始摆弄炸弹之前。比如，在袭击法兰克福的施奈德百货大楼[9]之后，她在《具体》杂志上撰文[10]写道：‘总的说来，纵火的不利之处在于有可能伤及无辜……’但是，她接着就在柏林参加了解救巴德的行动[11]，当时有一位普通职员受了重伤。在此之后，她就躲了起来。在此之后，双方都有人死亡。在此之后，她就上我这儿来了。在此之后，我就……其实我已经想到，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教师，我把他看作是我，现在想把那笔因为拨打110 而有权利从国家得到的高额赏金，用于即将进行的诉讼，为的是让所有迄今被捕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也包括在汉堡走进一家时装店而引起别人注意的古德龙·恩斯林[12]，正像他说的那样，在这种审判中，“将展现一些社会的相互关联……”
要是我就不这么做。可惜了这么多的钱。这几个律师，席利[13]和其他几个人，为什么应该从中获利呢？他更应该把这笔钱投入他的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这对那些他一直关心照料的下层社会的人有好处。然而，不管他将把这笔钱给谁，这个小学教师总是心情沉重，因为他现在一辈子都是这个拨打了110 的男人。我的心情也与此相似。
[1] 叙述者：让迈因霍夫在家里住过一夜的小学教师
叙述事件：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迈因霍夫被捕
叙述时间：事后不久
[2] 小学教师，即弗里茨·罗德瓦尔特。(www.xing528.com)
[3] 即乌尔利克·迈因霍夫（1934—1976），德国女记者，曾任《具体》杂志主编，恐怖组织“红色旅”中的巴德－迈因霍夫小组的领导人之一，1976年在狱中自杀。
[4] 德国的报警电话号码。
[5] 为了侦破“红色旅”中的巴德－迈因霍夫小组，联邦德国警方成立的特别指挥部，BM 是巴德和迈因霍夫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6] 即奥斯卡·内格特（1934— ），德国社会学家，汉诺威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7] 1972年6月15日，警方在汉诺威的一套私人住房里逮捕了乌尔利克·迈因霍夫。
[8] 一本打开的画报，指1972年6月的一期《明星》周刊。
[9] 1968年4月3日，巴德、恩斯林等“红色旅”成员在法兰克福的施奈德百货大楼制造爆炸事件。
[10] 即1968年11月18日出版的《具体》杂志。
[11] 安德列亚斯·巴德（1943—1977），恐怖组织“红色旅”中的巴德-迈因霍夫小组的领导人之一。
[12] 古德龙·恩斯林，当时是大学生，恐怖组织“红色旅”的重要成员。
[13] 奥托·席利（1932— ），德国律师，当时为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的辩护律师，曾任德国内政部长（199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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