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深入推进博物文化研究

厦门大学青年教师李猛副教授希望我为其即将出版的作品《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此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作为李猛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我有义务交待一些情况，这样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理解书里所讨论的内容。

李猛硕士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我的好朋友田松教授是其论文指导教师。多年前田松向我推荐了李猛，自然讲了许多优点，我记下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没有实施推荐审核制，考生要一本正经考不少东西。李猛的笔试成绩排在前面（匿名批卷），于是一帆风顺，他来到北大读博士了。我印象中李猛本分、理性、勤奋、低调，是位比较省心的学生。李猛做事有条不紊，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遇事他能识别大小。回过头，从稍大一点尺度看也是这样，读本科、硕士、博士，到英国访学，谈恋爱、结婚、生子，到大学任教、申请科研基金、职称晋升等，各项稳妥推进，既不冒进也不推迟，一切刚刚好。真希望所有的学子都能如此顺利。当然，外观顺当，建立在背后艰苦努力的基础之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和精明的局势评价力。李猛入学时我曾对包括他在内的在读研究生说，向徐保军、熊姣学习，言必信行必果。李猛毕业后，对于新来者又加了一句：向李猛学习，抓大放小，逃不掉的事情赶早不赶晚。

入学后，接下来就是考虑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写出博士学位论文。我考虑了很久，针对李猛的背景和特长，建议他研究一下博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学界长期以来不大重视这个人物，国内更是如此。我读研究生时不晓得班克斯的地位、重要性。后来读Ray Desmond的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s才略知一二。实际上我最早是通过山龙眼科植物的一个属Banksia而知道这个人的，属名就来自他的姓Banks，这个属有上百个种。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属的中文名被中国植物学界长期译作“班克木属”，一本厚厚的拉英汉植物名词典也是这样写的。也就是说，人家一个完整的姓被生扯活拉地裁掉一块。就好比恩格斯被简化为恩格一样！如果采用音译，按理说应当叫班克斯属或者班氏木属。我曾在网上吐槽，建议改一改那个荒唐的中文名，可是有人不以为然，觉得“班克木”叫法挺好的，让人无语。后来刘冰和刘夙等把这个属的中文名改为筒花属，比较合适。这是闲话。不过，这也说明在中文世界班克斯的知名度不高，许多人不知道那个属名与一个人名有关。

班克斯任过英格兰皇家学会主席，而且年头甚久，至今没人能打破记录。照理说植物学界应当熟悉他，不应当随便把人家名字拆了。其实，这只是一种事后的猜想。比班克斯地位更高、影响更大的博物学家林奈人们又了解多少呢？迄今，林奈本人的任何作品都没有译成中文，相当多中文作品中关于其著名的“双词命名法”也有着望文生义的解释。现在，中国出版界好不容易才推出了一本译作《林奈传》，译者是李猛的师兄徐保军。

班克斯和林奈一样，都是博物学家，都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在数百个大博物学家当中他们肯定会排在前面。那么为何中外学者长期不重视他们呢？说到底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具体到史学界，与人们的编史观念有关。历史过程涉及的信息无穷多，书写出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大大简化，做法是摘取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把它们整理得符合某种秩序，让读者相信那就是实际的历史。现在的科技哲学与科技史课程中，反省辉格史观是不可或缺的一课，但对辉格史不能简单否定了事。关于辉格史有三个阶段或者层次：第一是无意识的辉格史做法；第二是对辉格史的批判；第三则是在反省的基础上有意运用辉格史方法，变一种辉格史为多种辉格史。也就是说，用多维偏见补充单一偏见，力求对所关注主题有更立体的理解。

回到班克斯，科学史界如何关注他呢？在极端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大背景下，在以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为中心的年代，班克斯只能靠边站，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够有力量，学问不够深刻，甚至他所在的学科本身就不够硬，不属于硬科学。但是观念在缓慢变化着，各种各样非主流编史理念纷纷登场，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与社会学视角的全方位引入，以及后殖民主义编史策略的实施，冲破了旧有的格局。在此形势下，考虑博物编史纲领，博物学以及班克斯得到关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起初，还是就科学史而讲科学史，一切都顶着科学技术这个大帽子。解放之路就是科技概念不断泛化的过程，用“宽面条”取代“窄面条”，让科技这个大帽子尽可能涵盖更多的内容，非西方传统、地方性知识、中国古代致知等均获得新的合法性加持。喜欢博物的，自然要论证它是科学或部分是科学，甚至是好的科学、“完善的科学”。在这种思路下，我也试图从人类认知传统上为博物寻找位置，构造了历史上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我在给熊姣的著作《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作序时就讲述过，2013年5月10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讲座“关于博物学编史纲领”中也讲过，并提示：此分类也只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而已。现实的科学要比这复杂得多，是复合型的，各有所侧重。这四大传统的划分当然有充分根据，不但对过去、现在有相当的解释力，对于未来也有意义。它能为思考提供一种参照，比如将来发展自然科学，这四个传统是否还都要？权重如何？据我所知，John V.Pickstone的Ways of Knowing：A New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与我的想法最为接近，或许我自己的划分更合理。沿此思路，可以做许多事情，有矿采、有饭吃。即使按此思路理解，做博物相关的史学研究依然不是主流（有人说已成为显学），但也正好因为不是主流而有广阔的空间，做的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这仍然是一种以（近现代）科学、科技为中心的范式，最终也难以逃脱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的学理纠缠，因为人们理解的科学主要是以当下或者近期所见所感为依据的、抛开本质主义的路数。科学虽是不断演化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变，但是学者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是：伽利略、笛卡儿以来的近现代科技基本框定了（并非完全决定）“科学”概念的解释空间。挖掘中世纪、追到古希腊、吸收非西方智慧等，都改变不了这个大局，说到底那些只是一种学术装饰。在上述思路或阶段中，要为博物争名分，尽可能论证博物像科学、是科学。这样做，可以取得不少成果，但终究视野不够。但是，一旦跳出藩篱，情况就变化了。对于博物，现在有了三种方案：从属论、适当分离说和平行论。说到底它涉及如何确定博物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此定位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博物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此事我思考了十多年，自己的想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①内部补充：以博物补充数理，作为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的博物学对科学可能仍然有帮助。②适当切割：参与人群和目标并不重合，不必只考虑为自然科学服务。③平行论：着眼文明长程演化，确立‘自性’，借鉴科技进展而不为其左右。实际上，一直是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现在觉得‘平行论’虽然大胆但比较恰当，从历史、现在和未来看，都讲得通。理解平行说并不难，打个比方，就像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样。”（《中华读书报》，2017年l l月15日，第5版）三种方案都不否定一个基本事实、共识：博物与科学有交叉，只是对交叉的多少、性质、意味有不同的理解。这个共识现在看十分直白、理所当然，但是它真的来之不易。最弱的表述便是，因为有此交叉，在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做与博物相关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关注班克斯，当然首先也是从这个最弱的辩护出发的。到了现在，不大可能有人站出来反对从科学史的角度研究班克斯，虽然私下里仍可以认为这类研究不重要。

李猛对班克斯的研究是如何定位的？一开始，这并不是很合适的提问方式，实际上一个年轻人做某项研究也不可能时刻想着立场、境界。那么，如何看待本书的研究？我个人的看法是，看它提供的信息是否足够丰富、足够新鲜，是否给人以启发。我想，李猛做到了。帝国博物学是否也沾染了某些坏东西？班克斯的大科学与20世纪的大科学有何关联和区别？班克斯的科学组织对于当下的科技管理是否仍有借鉴意义？重启博物学可以从班克斯那里借鉴什么、回避什么？英法不同科技体制对于科技的未来意味着什么？(www.xing528.com)

帝国型博物学是相对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博物而言的，这种简单的二分，作为逻辑类型十分清晰、有用，但也要时刻清楚它只是一种方便的切分方式。有人吃惊地跟我说：没想到博物也与帝国扯到一起，博物也搞扩张、侵略，于是博物并不比科学好到哪里去。这是因为思考不足够，匆忙构造幻景并快速自己撕破幻景的过程。博物与科学一样，不会是铁板一块，从博物中找出坏人坏事决不是难事，因此重启博物学，也要做出限定，要讲究博物伦理。2018年8月18日在成都白鹿小镇通过的关于博物理念的《白鹿宣言》就是为了事先做好准备。就人与自然互动的方式方法而论，博物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确实有相当的差别，后果也自然不同。坦率地讲，博物对天人系统的扰动、破坏很有限，用于杀人效率也不高，如果利用得当，还非常有助于系统的可持续生存。即使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听起来有可能损坏了天真的想象，其正面价值也是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可控制的。班克斯关心过茶叶、面包树和羊毛，没有研究攻城术，没有组织研发自动步枪、机关枪、核武器、潜艇，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有人有话等着呢：“那是因为时代不同，或者因为他水平低，他不懂。”即便在他生活的年代，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把自己的智慧主动奉献于军事战争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得到了交战各方的颂扬。

不管怎样，研究班克斯，提供一批有趣的材料、故事，能刺激人们思考，能为学者开展其他研究提供启发，也有文化传播的意义。这可能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顺便一提，李猛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译出了法拉的著作《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与班克斯》，熊姣翻译了《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杨莎翻译了《探寻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E.O.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刘星翻译了《发现鸟类：鸟类学的诞生（1760—1850）》，前三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译作确实提供了大量有趣的信息，对中国学界也算是一种贡献吧。

作为一篇博士论文，《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也并非完美，其实不足之处也较明显，我完全同意程美宝教授的意见：李猛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已经收集到的书信、档案材料，对其进行挖掘、分析。对此，我与李猛也多次交流过。如果还继续研究相关课题的话，走向深入是理所当然的。

一般说来，人文学术是慢活，急不得。年轻学者在开始独立进行研究时宜老老实实，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然后再创新。学术必须创新，但是也不能过分鼓吹创新，也不宜轻言创新，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巨人的肩膀岂是好站的？实际上矮子的肩膀也不是好站的！李猛目前做得比较扎实，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随着积累的增加，他的胆子也会变大，提出更多自己的想法。

李猛在北大就读时我是指导教师，但我们这里从来都是开放办学、开放培养学生，我的学生同时受益于校内外其他各位老师、同学。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教研室的各位老师，特别感谢校外的田松、范发迪、刘孝廷、程美宝、刘兵、吴彤、刘晓力、江晓原、法拉等诸位教授。

在与年轻人接触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学习，所谓教学相长，他们也教育了我。感谢李猛，现在我们是同行、同事。作为丛书的主编，感谢李猛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刘华杰

2019年2月21日于北京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