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科学自由与宗教

班克斯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领导着英国乃至世界最为优秀的“科学帝国”，面对当时庞大的宗教势力，他选择了温和的对抗方式，从而为科学发展减少了阻力，使皇家学会乃至整个英国科学事业避免受到教会的攻击和压迫。

班克斯生活在英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这决定了他的宗教观念必定会对英国科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法兰西国王和天主教对学术研究和思想进步的强力干预令班克斯极其震惊，因此，对于政治和宗教可能给科学带来的损害，班克斯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拉瓦锡在1790年7月24日致班克斯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对法国专制政府的不满，对大革命的期待以及两者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估计会对班克斯产生一定影响：

……我非常热忱地希望，也能在英国进行一次（艺术、技艺、农业等的）学习之旅，并且反过来向您寻求建议和帮助。正在进行的法国大革命将会提供一些人，他们因与先前政府相关而变得毫无用处；我与科学的关联使我想成为那些被放逐的人中的一员，然后我就可以从这个旅行中多年受益了，并且可以继续完成之前开始的多项研究。相反，如之前所陷混乱的旋涡，我将不可能完成这些事务。

革命已经将公共事务都卷入进来了，其中大部分是那些从事科学事业的人，因此减缓了法国科学进步的步伐。但是这些人将会享受这种自由政治制度之下的革新运动，并且他们的进步将会更快。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种野心不会扰乱本该统治着英法两个启蒙国家的平静，今天在自由和哲学两面大旗引领下，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Banks & Chambers，2007d：3 4）

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启，自由和科学等启蒙思潮充斥着整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政府的反抗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民众欢欣鼓舞，在拉瓦锡书信的言语之间，反映出了这种期待。但是总体而言，拉瓦锡也表示出某种担忧，因为革命使得一部分与前朝有关的科学家变得一无是处，因为革命可能会打破英法两国之间的平静从而影响科学交流。在革命初期，英国人确实也对法国大革命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暴力、血腥和新的专制惊醒了英国的保守派，他们开始反思政治制度巨变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另外，班克斯对宗教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争没有兴趣，对教会内部的神学讨论更是不予理会。即使有些神学观点，比如自然神学的某些论证，因为援引了对自然的科学观察而颇受班克斯认同，也很少能直接引起班克斯的赞赏和宣传，甚至有时他会刻意避之。只有在天文学领域，他曾经暗示，天文学的进步既可以扩大人类的认识领域，又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创造者的智慧。

班克斯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虔信造物主的怀特和林奈颇为不同。怀特的生态观深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他对设计了这个美好的活生生的统一体的上帝神明怀有同等深切的尊敬。科学和信仰对于怀特来说，在这个合二为一的观点上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沃斯特，2007：25）。在怀特对塞尔波恩的描述中，处处渗透着造物主的智慧、仁爱和慷慨。林奈也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博物学家。“上帝在林奈的计划中处于核心位置。他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路德宗信徒，认真研习过《圣经》。按照他的理解，人类有双重神圣使命：照看这个世界，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利益。林奈教导说，通过揭秘上帝制定的自然规律，博物学家就可以充分利用世界的财富了……对林奈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帝国统治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Fara，2003：29）。与林奈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从事分类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解答出上帝创造宇宙的原始蓝图。

然而，班克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刻意回避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班克斯同时代的牧师佩利声称，通过寻找宇宙中观察到的计划的一致性，就可以证明上帝的统一性。佩利重申了牛顿派关于科学具有宗教功用的主张，并对自然界物体中辨识出来的精巧机制印象深刻，认为它们中的每一部分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布鲁克，2000：200）。班克斯似乎不承认博物学的宗教功用这种陈述，他小心谨慎地维护着博物学、自然哲学本身的自由，任何与宗教的关联都让他过度敏感。

与当时的法国相比，英国具有更悠久的自由传统，思想自由成为英国国民特别是上层人士特别关注的方面；另外，英国教会的势力也远没有法兰西天主教那么强大。同时，作为思想进步源泉的英国皇家学会，保留了成立之前的“民间团体”属性，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主决策、独立发展。学会基本不受国家和教会势力的干涉，这种与国家之间松散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了社团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自由进行。班克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学会的自由和独立之传统。然而，班克斯并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所追求的自由屈从于他的实际目的。

在国内方面，班克斯经常向政府提供相关建议，以打动不情愿的政府官员，使他们能够为科学提供资金。当时，科学与政府相结合的模式在英格兰的敌国法兰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路易十四拥有绝对的权力，他既可以轻易地支配和使用国家的财政税收，又能够便利地控制和改造政府机构。于是，政府能资助科学院的运行和会员的薪水，为科学进步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又能够做出统一规划为科学发展明确目标。班克斯同样借用了这一发展方式，在给英国政府的申请信中，他充分地借助了政府官员的民族自豪感，重点强调了其他国家对科学活动的慷慨资助：“作为我们科学上对手的那些国家科学院都受到了各自国家的珍视……巴黎皇家学院有豪华优雅的公寓，柏林、彼得堡的研究院也都有很多的经费来维持。”（Gascoigne，1998：32）最终，班克斯成功地建立起皇家学会的几个稳定的资助方。

在国际方面，为了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网，班克斯设计了多种方案，与法国、美国、中国等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以便提高英国科学发展水平，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增进国家利益。不仅海军部和政府，就连私人组织如东印度公司、塞拉利昂公司（Sierra Leone Company）也都向班克斯寻求咨询（Fara，2003：144）。通过有策略地用知识技能换取经济资助，班克斯保证了科学、贸易和商业扩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总之，班克斯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期间，学会与政府和宗教精英之间的联络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这似乎更像是班克斯的政治手腕，而不是政治目的。班克斯试图通过这种交往来防止激进政治派别的诬陷和干预。法国大革命式的运动给偏保守的班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要保护学会，保护科学事业的自由发展，他必须小心谨慎且寻得保护。

【注释】

[1]辛克莱（1754—1835），农业改革家、政治家，农业委员会的创立者和首任主席，皇家学会会员。

[2]杨，1741—1820年，农业改革家，作家，农业委员会秘书，皇家学会会员。曾游历英国、法国，考察农业方法，并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实验。

[3]皇家研究院于1799年成立，是在当时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卡文迪什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任主席是乔治·芬奇。学会的目的是要“传播知识，方便大众使用机械发明和进步；并通过哲学家演讲和实验，教授科学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应用”。(www.xing528.com)

[4]此处指自然哲学，即科学。

[5]戴维自1802年起就在皇家研究院下属的农业委员会作报告，后来还集结成册，即《农业化学的元素》（Elements of Agricuture）。在英国，戴维首次将化学原则系统用于农业研究，对农业土壤研究和施肥做出了重要贡献。

[6]基德（1746—1793），博物学家、海军官员、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呼吁者和筹划者，与班克斯私交甚密，基德利用班克斯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为植物园的成立与发展扫清了障碍，另外两人还经常就植物园的发展与植物栽培进行学术交流。

[7]孟加拉（Bengal）位于南亚地区，包括孟加拉国和西孟加拉的印度州。

[8]范发迪在他的书中提到香港植物园时，将其称为邱园的“卫星植物园”，这个词更好地体现了殖民地植物园与邱园的关系。

[9]18世纪上半叶的博物学，确实受到了数理科学的抵制，但汤姆林森这句话却有失偏颇。雷、斯隆等博物学家在当时的学术团体中也有很好的声誉，只是他们的名气不如布丰、林奈那么大。

[10]霍姆（1756—1832），英国医师，皇家学会会员。

[11]里昂（1739—1775），当时著名的数学天才，19岁就发表了关于流数的论文；同时他也是植物学家，出版过《剑桥植物研究》。由于他低微的犹太血统，没能成为剑桥大学的正式员工。后来，在班克斯的帮助下被选为皇家天文学家。

[12]莱特富特（1735—1788），牧师，植物学家，皇家学会会员。1767年成为著名的波特兰公爵夫人（Margaret Cavendish Bentinck，The Duchess of Portland，1715—1785）的专职神父，并帮助她组织起足以媲美大英博物馆的动植物和贝类收藏。1772年随博物学家本南德去苏格兰进行博物学考察，描述了l 250个物种，1773年随班克斯赴威尔士。（Banks & Chambers，2007f：468）

[13]菲普斯（1755—1831），子爵，政治家。曾担任多个职务，与小皮特关系非常密切。

[14]在筹备期间，沃利斯（Samue Wallis）率领的海豚号返回英国。在报告中，他建议新航行要以他命名的“乔治三世岛”（即塔希提岛）为观测据点。另外还有三只船队，分别是韦尔斯（William Wales）开往加拿大Hudson Bay，贝利（William Bayly）开往Nordkapp，以及迪克森（Jeremiah Dixon）开往Hammerfest Island。

[15]墨卡托（Gerard Mercator，1512—1594）是16世纪的制图学家，精于天文、数学和地理。他是首位给出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南大陆存在具有必要性（指平衡北半球）的制图者。理查森的文章追述了从15、16世纪起，学者对是否存在南大陆问题的争论（Richardson，2004：l l-42）。

[16]“刀”（quire），纸张的单位，一刀为25张，旧时为24张。

[17]珀西（1729—1811），英格兰人，曾担任国王乔治三世的专职教士，最重要的贡献在于1765年发表的《古代英国诗歌拾遗》（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对英国诗歌的保存、研究有重要意义，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8]18世纪，随着航海大发现，越来越多新世界的人种被欧洲人发现，人类群体之间的区别也随之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早期的学者注重于总结及描述“人类的自然类别”，即关注不同人种之间的体制差别，德国生理学家布卢门巴赫于1775年出版著作，提出了五种人类的划分法：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色人种；美洲人种，即红色人种；马来人种，即棕色人种；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19]莱斯利（1766—1832），数学家，自然哲学家。莱斯利本来是在爱丁堡大学接受神学教育，但他更喜欢科学。1805年当选爱丁堡大学数学讲席时遭到反对，原因是他赞成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