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权力的策略-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

英国皇家学会的性质和运作模式十分特殊。以其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为例，法国科学院是君主统治下的一个官方机构，定期享受国家资金支持，成员有固定薪金收入。科学院一方面促进科学发展，维护国家荣誉；另一方面规划法国科学的研究范围，将科学研究控制在国家手中，为帝国发展和扩张服务，帮助法国打击英国，重拾欧洲霸权。欧洲各国科学院的建立也大都以此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为蓝本。

而英国皇家学会则依据国王在1662年、1663年以及1669年颁发的特许状，保留了成立之前的“民间团体”属性，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自主决策、独立发展。学会基本不享受国家资助，因此也不受国家、教会等势力的干涉，这种与国家之间松散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面保证了社团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自由进行，另一方面也因缺少了国家的统一资助和管理而缺乏动力。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奥尔登伯格给玻意耳的信尾附言：“假如我能得到任何有利的援助，那我该能驾驭多么伟大而又有用的哲学事业啊。”（转引自默顿，2000，1970年再版前言：16）这体现了科学事业对经济资助的迫切需求。

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说，科学更多是一种与国家实力无关的智识活动。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可能会增强民族自豪感，可能会带来其他国家的普遍尊重而使国家有更好的名声，但难以直接转化成财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对科学，对皇家学会表现如此冷漠了。科学、政府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决定了两者在18世纪中叶之前不会建立起常规、亲密的联系。即使皇家学会早期的某些建立者，想让自己的某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知识，也无法得到政府的理解和认可。比如“皇家学会曾想编纂一部贸易史来促进英国的工业，但因得不到支持而夭折”（Gascoigne，1998：19）。从整体来看，早期皇家学会成员似乎也并不热衷于服务政府，强调学会自治和学术自由才是这一阶段的主流。那么皇家学会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运作呢？

18世纪皇家学会的“自画像”很好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科学界对专制王权的抵制：英格兰人普遍主张，与法国科学院相比，皇家学会维持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自主权，这是值得英国民族引以为豪的。在1785年写给德国数学家、法学家温狄士格莱茨（Graf von Josef Niklas Windischgrätz）^[1]的信中，班克斯用雄辩的语言和英国人特有的高傲口气，比较了皇家学会与法国科学院、柏林科学院的不同：

我很有必要向你说明，英国皇家学会与巴黎科学院或柏林科学院的组织形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些国家的科学院看起来是仿照我们的皇家学会，但他们几乎是按照各自政府允许的政策建立的；这些科学院是博学之士的协会，有学问的人士通过各自的君主而聚集在一起，经常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他们的政府认为比较适合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认为有必要回答他们的关于随君主意愿授予薪金的问题。

我们是一群自由的英国人，通过相互选举而成为学会会员的。我们在财政上实行自助，并不接受国家拨款或工资收入，否则就会使我们不得不接受政府部门的命令或指示……以前政府提出决策时，我们总是反对。（Banks & Chambers，2007c：62）

班克斯担任皇家学会主席期间，小心谨慎地维持着科学的自由传统。他不希望英国皇家学会像法国科学院那样，变成国王的工具和附庸，但保持独立是有代价的——皇家学会很少获得政府的系统资助。也许对班克斯这样的富裕贵族来说，政府是否给予定期资助影响不大。但从科学发展历程来看，班克斯以及他所掌管的皇家学会依旧走上了科学与政府的合作道路。

到18世纪，欧洲范围内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财富与军事方面竞争激烈。特别是英国、法国、荷兰等老牌劲旅，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争斗不止。而恰恰在英国的死敌法国，科学与政治均呈现出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法国，弗朗西斯·培根所希望的科学与政府合作共赢的策略得到更有效实施。

1771年，也就是奋进号返航那一年，班克斯成了一名公共人物。此时能够给政府提供科学方面建议的机构就只有皇家学会，但政府和王室找不到太多理由去请教和麻烦这个科学组织。从乔治三世开始，英国逐渐发生了变化，这起源于英法之间在战争和商业两方面竞争的逐步升级。特别是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英国王室和政府所采取的传统管理方式彻底失败了。在公众看来，这场战争的失利完全是由政府低效造成的。这场失利也引发了政府改革，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当上首相。新政府要面对法国大革命给英国造成的恐慌，以及工业革命的逐步开展和重商主义的流行所带来的对外贸易问题（Gascoigne，1998：22）。

另外，进步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18世纪地主阶级的头脑之中。国家要追求进步，寻求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当时，我们已知的大部分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电学、光学、热力学还基本停留在有闲阶层的智力游戏阶段，没有真正走进人类生产生活。与之相比，农业化学、博物学等与人类农业生产活动距离较近的学科，便有了发挥作用的舞台。科学从这些实用性学科开始，与技术一起真正有“实用性”了。地主阶层想方设法利用知识改良土地、革新农作物品种、改进工具、设计系统高效的管理方式，以寻求更大的经济产出并增加政治资本，这为科学、技术与政府的结合提供了适宜的背景和良好的契机。当然，利用科学知识追求进步绝不仅仅发生在农业领域。

恰好在这个时期，林肯郡的年轻地主班克斯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这位通过奋进号航行一举成名的博物学家，在归来之后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多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797年开始，班克斯还成为国王枢密院的名誉会员，负责为国王出谋划策。从此，班克斯便有更多机会推动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了。其实，班克斯之所以有机会竞选皇家学会主席，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王与学会前任主席普林格尔的矛盾。在避雷针是尖的好还是钝的好这个问题上，普林格尔选择了坚持己见。他与英国的敌人富兰克林一道，认为具有尖锐顶端的避雷针更能防止雷电袭击。而此时的国王正因美国独立战争而内外受敌，自然希望学会主席能跟自己站到一条战线上。但据说普林格尔大义凛然，知道此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宣称“陛下，我不能逆转自然规律和自然的运作方式”^[2]。在国王眼里，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无异于反王叛国，从此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矛盾（Lyte，1980：202-203）。任期届满之后，普林格尔主动退避，不再继续担任，而与国王私交甚笃的班克斯，承载着修复皇家学会与乔治国王关系的重任登上了历史舞台。

班克斯承袭了大地主阶层的品鉴赏玩传统，从世界各地收集动植物标本和珍贵的艺术品。同时他又具有着这个阶层的优越感，即认为自己作为有威望阶级中的一员，有义务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在1788年班克斯写给霍克斯伯里的信中，他明确提到：

受首相皮特所托，我打算就委员会7月份颁布的美洲小麦进口禁令一事去拜访您。因为商人集团都在对怀特黑文地区的贸易进行施压，所以我希望我能有幸明天去拜访您，具体时间您定，我将时刻准备着阁下的召唤。（Banks & Chambers，2007c：462）

班克斯的这封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要利用科学知识为国家、为公众服务的决心。他紧紧抓住了科学在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科学需要资助者，尤其是需要政府的长期资助，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科学之功用，为政府服务（Banks & Chambers，2007c：462-466）。加斯科因在其著作中半开玩笑地评论道，如果说弗朗西斯·培根在为哲学呐喊时的口吻像大法官，那么，班克斯的科学观便完全符合枢密院顾问官的身份或者一位高级文职官员的身份。班克斯希望科学能够实现自身效用，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此时的政府面临一系列问题，急需寻求科学研究者的帮助。(https://www.xing528.com)

起初，班克斯给政府和王室所提供的建议，主要是关于航海探险和博物学资源开发的。在那个殖民争霸的时代，增强海军实力，发现并征服新殖民地，以此为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是海军部的重要使命。而有着三次探险经历的班克斯则是筹划新航行的最重要人选。担任皇家学会主席后，班克斯利用自己与海军部和王室的私人联系，更加频繁地参与到政府活动中来。作为回报，政府和王室也给了皇家学会许多资助。当然，班克斯所领导的皇家学会并非只在博物学领域给国家提供帮助。

为了真正解决现实问题，也为了向王室和政府证明皇家学会的重要价值，班克斯尤其重视实用性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化学家戴维、陶器制造商韦奇伍德都是他的朋友，并在他任职期间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是一种紧缺资源，但采矿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从而严重影响了产量和工人安全。比如，排除地下水的动力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从马匹到纽卡门蒸汽机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矿灯容易引起瓦斯爆炸的问题更是弄得人心惶惶。班克斯很早就意识到了詹姆斯·瓦特和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便向政府汇报了他们的工作。班克斯曾拜访过两人在伯明翰的工厂，并在自己的煤矿区使用他们生产的蒸汽机来提水。班克斯与博尔顿有过多次通信往来，探讨机器的生产和改进问题（Banks & Chambers，2007b：231-232；2007c：249）。

1812年5月24日桑德兰矿区的大爆炸引起了英国范围内的轰动，当地的主教、贵族、矿区负责人和科学家被迫成立安全委员会以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1813年冬天，委员会向皇家研究院递交了信函，希望科学研究者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而当时戴维是这个研究院的成员（Holmes，2008：351-352）。戴维知道这件事非常危险，但为了迎合班克斯“用科学推进人类进步”的想法，毅然接过了这个问题。对戴维来说，这也是一次提升自己名誉的机会。经过一番努力，戴维终于发明出一种在矿区能安全使用的灯，并将灯与相关研究一起呈递给皇家学会。学会在l l月9日宣读了他的报告（Holmes，2008：362-365），并将成果发表在了1816年的《哲学汇刊》上^[3]。其实，班克斯对戴维的工作非常满意，1815年10月30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戴维的工作：

非常感谢能收到你的来信，这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你的这项发明是如此卓越，使得皇家学会的声誉在科学界中得到极大提升。我个人认为，相比同时代其他各种级别的学会，皇家学会这种实实在在的和卓有成效的荣誉将因为现在的发现而比过往得到更大推进。

我们之所以号召有人能提出帮助，是因为没有他人能够发现一种方法，来避免人们受到巨大灾难。我们希望能够借助启蒙哲学^[4]找到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来保障人类未来能够避免日益增多的危悚的恶魔。你的发现必会受到公众的感激，从而把皇家学会置于更加亲和的位置，而不像过往那些深奥晦涩的发现一样，把自己置于未受教育的普通公众之外。我必将在我们开会的第一天进行宣读。

我们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你，但是我更高兴能重新见到你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卓越之作，当时你初回伦敦，我还对你的成果几度失望，但是你进行了修改。我一定会在我们会议开始当天的早晨到达，不久之后我又能高兴地见到你了。（Banks & Chambers，2007f：187）

从班克斯过往书信看，本次书信中对科研成果的表扬一反常态，最后还希望他尽快回到伦敦相见^[5]。其实戴维在几年前就开始为皇家学会和英国政府工作。有一次，他要为军队开发一种强有力的炸药，以对抗拿破仑军队。这项任务来自班克斯的非官方授权。戴维险些因此而失明，最终他写信告诉班克斯，自己发明了一种炸药，芥末种子大小就有很大威力（Holmes，2008：347）。

除此之外，皇家学会还承担过其他政府项目，帮助解决科学难题。1783—1787年间，在班克斯监管下，皇家学会花掉王室资助的3 000英镑，用于勘探英格兰的地质情况（Gascoigne，1998：24）。另外，作为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还经常解答许多专业性很强的难题。比如1783年，班克斯应邀去考察一种新矿物燃烧的可能性；1803年，班克斯和皇家学会关于昆虫学的知识派上用场了，他们要综合考虑，找出最好的办法来保存枪支上所用的法兰绒；1814年，应内政大臣的邀请，皇家学会要去检测天然气公司存储器的安全性（Gascoigne，1998：25）。

班克斯对技术的看法还具有前瞻性，1794年他就提醒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希望政府建立和使用电报系统：

虽然我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地方能用得上电报。但是毫无疑问，事情一定会发生变化，电报将会成为有用的并且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这种变化可能会突然发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很明显，我希望这样一种非常成熟的有着合适信号传递的电报计划将会很容易、很方便地建立起来，文字信号的收集通过单一信号来传递如果说还不是必要的话，那么至少是一种有用的预防。（Banks & Chambers，2007d：339）

班克斯最关心实用知识。当然最主要的，也是班克斯最擅长的，就是为政府组织远洋探险队。几乎每一次大型的船队中，都会有班克斯安排的科学研究者跟随，尤其是博物学家，他们跟随船队在世界各地寻求有商业价值的作物和矿物。后来，班克斯又通过控制经度委员会等手段加强了与海军部的关联，进一步增强了皇家学会和政府的联系。

班克斯担任主席期间，皇家学会与政府部门、王室的合作次数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反映出大英帝国为应付日益增多的挑战，如经济快速增长、殖民竞争愈加激烈等问题，开始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水平，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利用科学知识来提高政府效率。虽然这种合作是通过偶然的、非正式的方式来完成的，但毕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为后来两者之间合作的体制化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种非体制化的合作方式中，才突显了班克斯作为皇家学会主席的领导能力，以及与政府、王室打交道的能力；同时突显出班克斯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他认识到了科学的实际效用，希望能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及其所管理的皇家学会，为大英帝国做出贡献。于是，他主动参与那些科学有关的政府活动，主动为政府提供建议，即使有时候政府部门根本没有向他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