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世界史：欧洲与印度的思想自由之战

我们可以看见公元14世纪和此后在欧洲发生的为宗教自由而战的斗争，以及后来发生的为政治自由而战的斗争，实际上它们是同一场斗争的两个方面。这是反抗权威和独裁主义的斗争。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代表了绝对的权威，他们试图凌驾人们的精神。罗马皇帝有“神授的权力”，教皇更是如此，没人有权质疑这一点；以上两位颁布的命令，无人胆敢违抗。服从是最好的美德。甚至，个人的判断都被视为有罪。因此，在盲目服从和自由之间的争议是相当明显了。欧洲发起了一场长达数个世纪的伟大战斗，为思想自由而战，继之为政治自由而战。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并承受了艰难困苦之后，这场战斗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是，正当人们庆祝取得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他们错了。只要贫穷仍然存在，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号召一个饥饿的人去争取自由就是对他的嘲笑。所以，下一步则是为经济自由而战。

在印度，没有出现过思想自由的斗争，因为从最早期开始，这样的权利似乎就从来没有被拒绝过。人们信任他们喜欢的几乎所有事物，而且都是自愿的。影响人们思想的方式是讨论和辩论，而不是棍棒和火刑柱。当然，也许偶尔也使用了强迫或暴力的手段，但是古老的雅利安理论承认了思想自由的权利。由此造成的结果却不完全都是好的，虽然这也许似乎很奇怪。人们确信了理论的自由，就不会足够警惕，逐渐地，他们会越来越陷入退化堕落的宗教仪式、典礼和迷信中。他们发展了宗教思想，这个思想使他们后退了很远，也使他们成了宗教权威的奴隶。那个权威不是教皇或其他个人的权威，而是“圣书”、习俗和惯例的权威。所以，当我们谈到思想自由且自豪地拥有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远离它，我们被烙印在脑海里的思想束缚了，而这些思想就是古老的典籍和我们的习俗。权威和独裁主义统治了我们，控制了我们的思想。这些有时候束缚了我们身体的枷锁就够坏的了，但是由思想和偏见构成的无形的枷锁束缚了我们的思想，这个更加糟糕。它们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思想偏见的存在，但又被困其中，这是很可怕的。

穆斯林作为侵略者来到了印度，印度的宗教信仰也染上了强迫的特征。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政治斗争，但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有时候还出现了宗教迫害。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伊斯兰教就代表了这样的迫害。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记录，记载的是一名西班牙穆斯林发表的讲话，那个时候是公元1610年，当时他和剩下的阿拉伯人被赶出了西班牙。他抗议宗教法庭，说道：

我们那些取得胜利的祖先在掌握权力之后，难道曾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连根拔除了吗？难道他们没有允许你们的祖辈在戴上锁链的同时，还享有宗教礼拜仪式的自由吗？……如果有强迫改变信仰的情况，那也是十分少见的，简直不值一提。有的人不畏惧上帝和先知，做出了强迫他人改变信仰的行为，这是直接地、完全地违背了伊斯兰教神圣的戒律。任何人只要成了值得尊敬的穆斯林，他都不会违背教规和亵渎神圣。就使用劝服手段改变他人的信仰这个方面而言，在我们中间你们绝对无法制造出任何嗜血残忍的正式法庭，也无法实施你们宗教法庭使用的恶劣手段。事实上，我们敞开怀抱，接纳所有愿意皈依我们宗教的任何人，但是我们神圣的《古兰经》不会允许我们去残酷统治他人的思想意识。(www.xing528.com)

所以，宗教的宽容和思想的自由曾经是古老印度生活的鲜明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悄然消失了，然而欧洲迎头赶上了我们，在经过了许多次的斗争后，他们先行一步建立起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则。现在印度还偶尔会发生教派冲突，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纷争不断，相互残杀。这种情况确实在一些地区偶有发生，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和平友好地相处，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对任何以宗教为借口对兄弟施以暴力的印度教教徒或穆斯林来说，这都是可耻的行为。我们必须制止这一点，当然，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重要的是要摆脱习俗、惯例和迷信带来的复杂意识形态，它们隐藏在宗教的外表下，束缚了我们的思想。

与宗教宽容一样，印度在政治自由方面一开始也做得非常不错。你应该记得我们的村落共和体制，国王的权力是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限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君权神授”。因为我们整个政治形态是建立在村落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人们不太关心谁是国王。如果他们当地的自由能被保持下来，那么谁是统治者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是一个危险而愚蠢的观点。逐渐地，顶层的统治者加大了手中的权力，蚕食了村落的自由。于是，这样的时期来临了：我们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君主，没有了村落自治体系，从上到下都没有了自由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