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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足球与游泳爱好

时间:2026-01-24 理论教育 小龙哥 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足球恐怕要算他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同志后来对记者说,邓小平同志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颗足球,寄寓着一个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情。与毛泽东一样,游泳也是邓小平的一大爱好。游泳和桥牌,是邓小平的两大业余爱好。

邓小平一生多磨难,政治上三落三起,生活上备尝艰辛。他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成长的足迹,历经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中,邓小平本人和他的家庭受到残酷迫害,多大的苦、多大的难,他都挺过来了。1992年,邓小平已年近九旬,他还精神矍铄地到南方视察,及时地指导改革开放。邓小平不仅有超人的思想境界和革命意志,而且还有一副钢铁般的体魄,这与他终生坚持体育锻炼、磨砺自己的意志和强健自己的体魄有关。

邓小平对体育的爱好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足球、游泳、桥牌、棋类、散步、登山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对体育的广泛爱好与支持源于他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

不过,足球恐怕要算他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对记者介绍说,她父亲生平有三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戏,年少时为此着迷,后来耳朵不好使,此好故而有些放弃;三为桥牌。

据称,早在书声琅琅的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机警、灵活的身影。

更难忘的是在巴黎卖衣服买票看足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宛如发生在昨天。

为了探求革命真理,年轻的邓小平万里辞乡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对于这个初次走出国门的青年人来说,法国令人沉醉的美好事物不胜枚举,埃菲尔铁塔的雄姿、巴黎圣母院的倩影、凡尔赛宫的辉煌……这一切都使来自东方的邓小平驻足留恋。但是,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奥运会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把衣服送到当铺换钱买票不就可以看上足球了吗?”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几十年后,还能回忆起那次比赛谁是冠军,可见他对足球挚爱至深。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之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邓小平却因腿骨骨折住进了医院,于是他躺在病床上坚持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他显得如此兴致勃勃,看得那样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同志后来对记者说,邓小平同志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2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和朱德、贺龙在主席台上(历史图片)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第一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反映了广大人民热切盼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愿望和热烈欢迎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的喜悦心情。

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在中国足球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从娃娃抓起”。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登高一呼,举国上下积极响应,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场上,中国足球事业显露出迷人的曙色。

1989年以后邓小平不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他在观看足球赛电视转播时说:“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看了几十年了,看到我国足球队,就是有股闷气,还是跟小毛看了我国女子排球队,才感到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口闷气。这也难怪,大球这种运动,身体素质很关键的,和小球是不同的。”

中国足球队的健儿不会忘记这位伟人的殷切期望!

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这位伟人对足球事业的眷顾!

一颗足球,寄寓着一个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情。

邓小平辞去中央领导职务以后,终于有了闲暇了却自己的夙愿,1990年世界杯足球比赛,中央电视台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2场,这位耄耋老人就看了50场,真可谓过足了看球的瘾。如果要在如此高龄老人中评出世界级的球迷,我们认为,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球迷!

除了足球,邓小平在球类项目中还喜欢打棒球,而且一次可以拿一百多分。在抗日战争初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邓小平从前方来到延安参加会议,翟作军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当警卫班班长,参加了大会服务,也属于大会工作人员。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会议开得紧张活泼。会议休息时,邓小平政委常参加体育活动,打扑克牌。他是一位高手,总获得胜利。邓政委还喜欢打棒球,因受场地限制,他就改打排球,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喜欢打篮球,警卫工作人员也常与首长一起比赛。许多首长说,小平政委最会生活和工作。

另外,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东道主得悉他喜欢篮球,还在文娱节目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

毛泽东喜好游泳为人所共知,其畅游长江的豪迈气魄亦为世人仰视。与毛泽东一样,游泳也是邓小平的一大爱好。水阔天舒,波涛起伏,方显出击水者的云水襟怀和刚毅本色。“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中的这一句话,可谓概括了一切先行者、开拓者、革命者的生涯和情怀。

邓小平在政治风浪面前往往如履平地,同样地,在大海滔滔白浪中,他也能够劈波斩浪,沉着稳健,安详自得。

“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

年近80岁高龄的邓小平常常对友人这样说。

的确如此。游泳和桥牌,是邓小平的两大业余爱好。这种体力和智力的交替松弛和反复磨炼,无疑对他倡导和支持中国大地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事业产生了积极的潜在的影响。

邓小平喜欢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游泳,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80多岁了,邓小平还能坚持在大海中畅游一个小时以上。

邓小平的体魄,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形容的那种“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之躯形成鲜明的对比。“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

1983年夏,邓小平的棒槌岛之游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摄影记录,从而使一切敬仰邓小平的人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如何度过他的余暇,并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感惊讶、庆幸。

1983年7月,大连市延伸到黄海之滨的棒槌岛上绿荫覆盖,景色宜人,岛外白浪滔天,气势壮阔。

邓小平视察了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之后来到黄海之滨。尽管经过长途跋涉的颠簸,他仍保持着浓烈的游兴。在棒槌岛休假的七天当中,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而没有下海,邓小平每天上午都投入大海,运动于蓝色的波峰浪谷之间,与风浪为伍,从容泅渡。

当鲜红的太阳从蔚蓝的海面冉冉升起,百鸟迎着熹微的晨光开始婉转啁鸣,新的一天来临了!

邓小平和家人在北戴河游泳(历史图片)

早晨起床后,邓小平照例要散步片刻。他穿着拖鞋,在林荫大道上漫步,不用人搀扶,相反地却常常手牵着外孙女,信步而走。清晨的树林中吐出的空气是那么清新,那么沁人心脾,使人不禁扩展鼻翼,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惠泽。

9时许,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两个女儿,以及外孙、外孙女一起,登上面包车,向海滨驶去。大海,浩瀚无垠。海浪拍岸声声,海风轻轻吹拂,令人心旷神怡。随着海风的吹拂,无数浪涛聚拢在一起,排成一行行整齐的长队,森然有序地向岸边推进,贪婪地吞噬了大片黄沙,然后又徐徐地向后退步。而绵毯般的沙滩,被透明的海浪一舔,尤其富有韵致。

一下海,邓小平便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中深处游去。他头部露出水面,侧游着—— 一个浪花,又一个浪花,不断地向他扑来,然而他却泰然自若,抖抖头发上的水,继续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游去。有时,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照旧在水里畅游不止……已经入海游泳90多分钟了,邓小平依然没有丝毫疲倦的神态,人们觉得难以置信的是,当时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大海拂弄着他的身躯,海浪吹打着他的肌肤。海水是咸的,海风也夹杂着淡淡的腥味。邓小平精神抖擞地划着水,不易察觉地笑了笑,感到欣慰而愉悦。

此时此刻,他抑或会因沉浮而想到人生的起落?抑或会因击水而想到奋斗的快乐?抑或会因海浪而想到命运的艰辛?……这一切,历史学家不得而知。或许,他此时此刻什么也没有想。

……

邓小平终于上岸了,海滩上留下了一串他坚实的脚印。他换好衣服,穿着他常穿的白色短袖衫,稳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休息。阳光明媚,极目望去,海天一色,潮起潮落,引人神思无限。有时,他和天真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嬉戏;有时,他招呼着坐着轮椅的儿子朴方;有时,他和女儿聊上几句……这是多么温暖的一幕呀!

其乐融融,其乐泄泄。

邓小平话不多,从来不喜欢多说、啰唆。在棒槌岛休假期间,邓小平总是那样安详、平和,言语不多。他总在思索。正如他的女儿描述说:“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邓朴方则说:“他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据邓林介绍,她爸爸后来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是啊,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这是邓小平的一大特征。平常,他言谈不多,但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他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河,他说出的话语言简意赅。他一旦认准了方向,就坚定不移循此而进,绝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1989年,邓小平在北戴河深海游泳(历史图片)

邓小平不喜好形式之类的东西,他是一个务实派。在棒槌岛,有关领导机关来请他接见、讲话,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

时间过得真快呀!七天的棒槌岛休假生活转瞬即逝。在离开棒槌岛之前,邓小平欣然同意和这些天同他在一起的工作人员分别照相留念。其中有一位摄影记者在同他合影时,身上挂着多架照相机不愿取下来,邓小平幽默地对他说:“噢,这是为了向大家表明你的身份吗?”

游泳给邓小平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益处,人晒得黑黑的,精神越发饱满,精力更加充沛。他兴奋地告诉杨尚昆,游泳后他的腿劲明显地增强了。

大海,浩浩渺渺,略无涯际。

邓小平喜欢到大海中游泳,其襟怀更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

落日的海面是如此辉煌,波光闪闪,粼粼如金,海鸥的翅膀披着霞光,海空奏起了黄昏金色的乐章,整个宇宙沉醉在一片和谐的旋律里,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啊……

在体育项目中,邓小平特别喜欢打桥牌。打桥牌,尤其喜欢和高手打。“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他这么说。他多次和国内外的桥牌高手比赛,连世界桥牌大师杨小燕女士都惊讶,认为小平同志有惊人的记忆力,打牌富于睿智和魄力,很有气势。打桥牌,也是邓小平休息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休息。”

1984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的一篇权威性文章,其中这样写道:

世界上许多历史人物都是桥牌迷,例如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等待盟军北非登陆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爆发后动员英军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主任更不例外。

此文一经刊出,便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早在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就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

桥牌大师、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在比赛中,他思维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以神机妙算来掌握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了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亦随之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外国人誉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战争年代,邓小平统率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许多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年青一代不难想象他当年的凛凛威风。邓小平有时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1981年,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就曾有幸与邓小平同桌打牌,当时的情景使她毕生难忘。

1992年1月,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万里(左二)授予邓小平第九届“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冠军奖杯。左坐者为阿沛·阿旺晋美(历史图片)

提起杨小燕,许多桥牌爱好者对这一名字恐怕都非常熟悉。杨小燕祖籍湖南,于193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杨开道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好河山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惨不忍睹,杨小燕便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直到18岁才离开上海赴美学医,后来定居美国。她学习桥牌并名扬于世实在是富有传奇色彩。其丈夫魏重庆曾任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因研究出风靡世界的“精确叫牌法”而名噪一时。在一次学习桥牌技艺过程中,她丈夫半开玩笑地问她学习桥牌是不是想当“世界桥牌女皇”,她回答说:“当然愿意啦!”丈夫鼓励她努力学习,并预言她不出十年定能夺取世界冠军。为了潜心研究牌技,杨小燕毅然辞去纽约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决心面壁十年图破壁。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丈夫的悉心指导,加之自身的聪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杨小燕在美国和世界各种桥牌大赛中共荣获100多个冠军称号,并作为主力队员,为美国奥林匹克女子队获世界冠军立下殊勋,打遍江湖无敌手,雄霸桥牌界,最终登上了“桥牌女皇”的宝座。

1981年3月4日,这是杨小燕永远铭记于心的日子。在这天晚上,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当此之时,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美籍华人翁心梓夫妇。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翁心梓的夫人李道基是李鸿章的曾孙女。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一起打了三个小时的桥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

1981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城市20余个队报名参加。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3个城市,在翁心梓先生的鼎力促成下组成4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队长,于3月3日乘飞机由美国抵达北京,准备参加这次邀请赛。在京期间,翁、杨提出:希望能够与邓小平见一面,或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当即把他们的请求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欣然允诺,定于4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牌。获悉这一喜讯,翁心梓夫妇和杨小燕都异常兴奋。其中最为激动的要数翁夫人,她花费了整整半年时间寻购《邓小平选集》。可惜的是,当时《邓小平选集》尚未出版问世,尽管她跑遍了北京的几乎所有书店,却未能如愿,并为此抱憾不已,只得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集。同行的人对她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惑不解,翁夫人对自己的行动也守口如瓶,谁也不肯告诉。

4日下午5时,荣高棠为美国桥牌队举行欢迎宴会,翁夫人便趁此机会打开《周恩来选集》下集,请大家在扉页上签名,穿梭往来,忙得不亦乐乎。宴会后,他们兴冲冲地赶到了养蜂夹道体育俱乐部,心情十分激动,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

来了!来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了。

8时许,邓小平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地步入大厅:“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他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亲切地问候着。客人们为邓小平谦逊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翁先生接过话题:“久闻您牌艺很高,今天有机会和您同桌打牌,感到万分荣幸。”

“太夸奖了,你们才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邓小平笑出了声,谦虚地说。

话音一落,笑声四起,亲切、融洽、活跃的气氛洋溢在整个大厅。这时,荣高棠轻轻说了声:“打吧!”随即安排小平与翁先生结对,杨小燕与北京知名桥牌选手丁关根(当时任铁道部部长)搭档。不料,杨小燕微微一笑,似乎也有点一本正经地说:“我提个意见好吗?”

一听这话,在座的人都一时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都把目光集中到杨小燕身上。邓小平温和地说:“行!”

接着,杨小燕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

“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

杨小燕获得允准后不禁喜上眉梢,又问邓小平使用何种牌法。

“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喽。”邓小平回答说。

这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11点多。根据邓林介绍,邓小平每星期准要打两三次桥牌,但时间只打到11点。当晚激战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就坐在父亲身旁。看上去,邓楠对桥牌也略知一二,不时地向父亲建议打法,出谋划策。然而,邓小平却很自信,有时根本不采纳她的意见,而是自己潜谋独断。在桥牌桌前,邓小平展示出来的坚定、果断、明智和自信心,给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杨小燕非常赞赏邓小平的打牌技术,告诉记者说:邓小平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了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80岁高龄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打桥牌结束后,当邓小平将要向大家告别时,早有准备的翁夫人这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她急速地从皮包内取出《周恩来选集》上集,双手递到邓小平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敬请邓小平在扉页上签名留念。邓小平欣然命笔,写下了遒劲有力的“邓小平”三个大字。此时,杨小燕似乎懊悔不迭,因为她未能像翁夫人那样筹之事先,但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万万不能失之交臂的。于是,她手忙脚乱地在手提包里寻找开来,看她急成这样,大家当时都替她感到惋惜……幸好!杨小燕终于在瞬间找到了她丈夫开办的轮船公司的一份介绍书,邓小平也在这份介绍书的反面为她签了名,杨小燕这才转忧为喜,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后来,翁心梓夫妇、杨小燕逢人便说:“桥牌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了。”

这是杨小燕内心感情的真实而率直的流露啊!

杨小燕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令人感到非常有兴趣的人物。在牌桌上,我们像普通的朋友。他和气得不得了,和他相处,不会感到他是大领导。他为人很谦虚,很热情,生活习惯也非常简单。如果与里根相比,邓小平最怕出风头,里根最喜欢出风头。”

应该说,杨小燕的评判是十分公允的。世人都能明显体会,邓小平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在邓小平身上卓然可见。

在桥牌桌前,邓小平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其他领导人或来访的友人一起娱乐,大家都深羡其雅量高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1985年,由法国桥协举办的埃普森桥牌赛规模空前,世界各地有几十万人参加,仅中国赛区就有一百对高手应战。法国方面有关人士向新闻媒介机构宣布,技术人员在邓小平的寓所内安装了一个电脑系统,配备了一个录像显示终端机,使邓小平能够与法国巴黎的统筹中心直接联络。邓小平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国友人,谈到这次桥牌赛,他笑笑说:“我的桥牌打得不错呀!不过这次比赛要拿冠军或亚军就没有希望了。”

邓小平与聂卫平在一起打桥牌(历史图片)

孔栋是邓小平家中的桥牌常客。

孔栋的爸爸曾是国务院的一位部级领导,妈妈给周恩来当过秘书,后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妈妈被迫害致死,爸爸被打入监狱。小孔栋被赶到山西大同一个偏僻的村寨“修地球”去了。在那时,他学会了打桥牌。粉碎“四人帮”后,父母被平反,孔栋回到了北京。

每逢春节,老干部们都要举行一次桥牌赛。孔栋便和他的爸爸搭档,过五关,斩六将,一连夺取了几届桥牌赛的冠军。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一天,邓小平的秘书找到他:“小平同志想请你上他家一起打桥牌。”

“请我?”孔栋愣住了,支吾了半天,没出声。“你就别谦虚了,小平同志对你早就有所闻了。”接着便不容分说地把孔栋拉上了车。

汽车一直驶进邓小平的住处—— 一栋古朴庄重的大四合院。一进门,邓小平便热情地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宾主便在牌桌前入座。

孔栋回忆说:“用打桥牌的一句行话来说,小平同志打的是‘精确’,我打的是‘自然’,打法虽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打牌。”那天,邓小平与丁关根打南北家,孔栋和他哥哥打东西对。一眨眼,两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仍然牌兴正浓,共进晚餐之后,四人又摆开了牌局。

邓小平在打桥牌(历史图片)

这以后的半年时间内,他几乎每个周末或是星期天都要去邓小平家中打桥牌。

在战场上,邓小平名闻遐迩。

在桥牌桌前,邓小平当年南征北战的雄风未减。

谁说将军无闲情……

邓小平嗜好抽烟,这一点,尽人皆知。

抽烟有损于身体健康。对此,医学界一再向世人发出严重警告,据统计,中国人口目前有14亿,居世界首位,而中国吸烟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

这句话并非是说邓小平的烟瘾最大,而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

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常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

原来他每天要吸两包“熊猫”牌香烟。后来经济困难后,为了节约开支,改为抽两包“前门”牌香烟。再后来改为只抽五支,即早上去工厂劳动之前在家抽一支,劳动时集中精力干活,不抽烟,劳动回家后抽一支,下午抽一支,晚饭后抽一支,晚上睡觉前抽一支。

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的时候,邓小平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到心头”。他殚精竭虑,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触媒。

人们往往看到,有的时候在召开的中顾委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邓小平从放在桌子上的“熊猫”牌香烟盒中取出一支,叼在嘴上,“噌”地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前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了,逸兴遄飞,言辞犀利……

中国“头号”烟民(历史图片)

邓小平与中外朋友会见说话时,经常是从抽烟开始的。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卡特会谈。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说:“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邓小平听后笑了起来,随即取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吸了起来。

对于邓小平这种开朗和坦率的性格,卡特十分喜欢。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当布什首先转达对他夫人卓琳的问候时,邓小平说:“谢谢,她身体不如我好。”布什问,她也同你一样吸烟吗?邓小平回答:“她根本不抽烟,所以她身体不好。”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不过,吸烟危害健康。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香烟。劲头十足的华莱士也要了一根,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你瞧,他知道抽烟是坏习惯,于是也就愉快地接受了那个和睦温馨的家庭“强加”给自己的限制。

1988年3月25日,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当时大会规定不准抽烟,邓小平坐在主席台上。不知不觉地,他忘记了大会的规定,习惯性地点上了一支烟吸了起来。很快,旁边的一位中央领导递给他一张代表写的纸条,纸条上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邓小平看了看这张纸条,便立即把烟灭了。

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党的领导人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以此,邓小平赢得了人们的爱戴,这件事被传为佳话,有口皆碑。

不久,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时提及这件事。

1988年4月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充满了热烈的气氛。邓小平健步走上去与来访的阿基诺夫人握手,并说:“欢迎你,我很高兴见到你。”

双方入座后,邓小平说:“我抽烟啦。”阿基诺夫人说:“我不能对您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在菲律宾,我们内阁开会,不许抽烟。”邓小平说:“上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只好马上接受,没有办法。”说完,双方都爽朗地笑了。

1989年以后,邓小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这以后,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忍痛割爱,终于成功地戒了烟。虽然刚开始戒烟的时候,烟瘾上来了,邓小平既觉得心里发慌,又觉得若有所失,但为了不使戒烟半途而废,他就吃鱼皮花生,以求转移注意力。一天,两天,两个月……他逐渐把烟戒掉了。

1959年,邓小平的一条腿由于骨折,伤愈后脚力很差。他听从大夫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邓小平受到了冲击,儿女亲眷们均被逐出家门,他和爱人卓琳孤居在中南海的一个僻静的小院里。他俩自己扫地,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此时,尽管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邓小平依然坚持他长期形成的散步习惯。每天清晨,他绕着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转。他迈着快捷平稳的步伐,每次一定要走上几十圈,并且每圈有规定的步数,像在认真做着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1969年,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邓小平和卓琳被移居到南昌郊区的一所独院(原南昌步兵学校内的“将军楼”),房子四周围着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活动的天地很小。但是,环境条件的限制,只能困住人的身体,却压抑不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心。邓小平是闲不住的,他们住的二层楼自来水常常上不去,楼上用水困难,已经60多岁的邓小平常常自己提水上楼。他除了每天坚持在院子里散步40圈,还同卓琳动手在院子里垦出一片菜地,养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鸡。邓小平打水、提桶、浇粪,什么都干。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一片喜人的绿茵,油菜、菠菜、大葱、青蒜等蔬菜,长满地垄。(https://www.xing528.com)

南昌郊区僻居时期,上面规定邓小平每天去附近一个工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坚持步行往返。起初,厂里让他干些轻活,但他却主动提出来要干重活。后来,他便承担了锉螺丝的力气活,而且给自己定了每天的劳动定额。

经年累月,那红色的砂石地上,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他的思想、信念和意志,也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

在江西这段日子里,邓小平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在可能时重新为党和国家挑重任,他选择了散步这一运动方式。他每天要走一万步,星期天至少要走七八千步。这对于一个65岁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十分适宜的运动。因为走路,运动不是很剧烈,但全身可以活动,血液循环加快,增强了新陈代谢。走路的运动量可以自我掌握,不会导致疲劳受伤。

那时没有计时器,邓小平就在心里默默地计数。每天从住地出发,走出校门,向左拐沿着新开辟的“邓小平小道”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坡,直达工厂的后门,再进入车间,约三里,来回差不多5000步。午饭之后,邓小平有午睡的习惯,大约两点半钟起床后,便下楼来到院子里,围着将军楼走30圈至40圈,每圈以140步左右计算,那么,一天就是一万多步,一个月就是30万步,一年就走360万步。如果以千步为一里计算,一天走10里,一年就是3600里,10年就是36000里,不就等于又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吗?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久,又横遭“四人帮”的迫害。1976年,他退居于一所京式旧庭院。邓小平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并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直到这一年,因病才停顿下来。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坚持每天散步,做自己编的简单健身操。夏天来了,院子里的园林树下,长满了尺把高的草。邓小平看着有趣,便叫女儿买了一把镰刀,每天在院子里割草。此时,他每天的生活仍是充实有趣的。他每晚睡觉前总要看书。他爱听儿女们谈天说地。他的冷静沉着、胸襟豁达,驱散了一家人生活中的阴霾。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散步习惯虽是坚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繁忙,散步时间相对减少了。而且散步的时候,还在思考各种问题。

邓小平80岁高龄时,身体还是那么健康,精力还是那么旺盛,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谈吐还是那么风趣,这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有关,特别与他长年坚持散步有关。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有这样一段见解精深的文字: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这段文字不愧为至理名言,值得人们深思之。

攀登之志与攀登之力,对于能够到达光辉的顶点的人们来说,两者不可或缺。

俗称,黄山“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氤氲的云海、久负盛名的温泉,集众美于一身,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那寻幽探胜、穷究自然之美的旅行家徐霞客两次饱览黄山的秀丽景色,叹为观止地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为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游黄山日记》的佳作。文武双全的陈毅则手书“天下第一山”的匾额……华章遗墨,不一而足。

1979年7月12日早晨7时半,晨曦初露,邓小平迎着朝阳,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开始步行登山,行行复行行,60里山路蜿蜒曲折。邓小平虽然已75岁高龄,却走在前开路,一口气登上三十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年长的老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

1979年7月,邓小平视察黄山(历史图片)

中午时分,来到古香古色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邓小平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稳。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被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手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款款山风吹过,“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着客人们的到来……

暝色蔼然,暮云四合。是夜,邓小平就宿住在玉屏楼。这里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其中有邓小平的老战友刘伯承将军的诗篇:“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读着老将军的诗作,人们陷入深思。

经过一夜的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于次日清晨又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了光明顶。

盛夏之际,正值旅游高峰期,游人如织。早在登山之前,邓小平就曾对安徽省负责同志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特殊化。尽管邓小平再三叮咛,可是保卫人员为了邓小平安全起见,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却被明察秋毫的邓小平发觉了,他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多么严于律己,不肯使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竖起一道有形和无形的壁障!这与过去中国的高官显宦们高旗大轿、兴师动众的做法全然不同。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欣闻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够在此胜地见一见邓小平。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说:“让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邓小平亲切地交谈起来,一见如故。邓小平是那样谦和,游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当快要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一行以为她急着赶路上山,连忙让路。但她走到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红彤彤的脸上散发着热气,“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了上来。”

“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邓小平关切地问,“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念的新闻系。”女青年这样回答说。

“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这会儿,又赶上来两个女青年。邓小平热情地同她们握了握手:“你们好哇。”

“邓伯伯好!”那两位女青年握住邓小平的手久久舍不得放开。

女青年们拿出她们的学生证,请邓小平签字。“你们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笑着,不解地问道。姑娘们解释说:“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发扬风格,留在下面看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三个赶上来。这个学生证是他让我们代请您老人家签字的。”大家听了,都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声回荡在山谷间,袅袅不绝。“怪不得三个人四个学生证。”邓小平一边签字,一边慈祥地说:“女娃登山赛过男娃喽?”……这又是他那亲切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四川话,朴实、自然。“谢谢邓伯伯!”姑娘们接过签好字的学生证,有些不好意思地又请求说:“我们想占用您老人家一点时间,合个影行吗?”“好哇,我们难得遇到一次嘛。”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这三位萍水相逢的姑娘们的请求。“咔嚓”一声,这难忘的一幕被永恒地摄入了镜头。“谢谢邓伯伯,邓伯伯再见!”合影后,姑娘们喜不自胜,真诚地祝愿邓小平身体健康。“再见,望你们好好学习!”邓小平也向姑娘们挥手告别,目送她们远去……

1979年,75岁的邓小平登临黄山,途中小憩(历史图片)

第三天,邓小平和随行人员,开始攀登雾海茫茫、险峻壮观的西海。由于山路陡峭,随行人员几次想搀扶他,但他都微笑拒绝了。如同年轻人一样,邓小平手扶台阶边的铁链,举步攀缘而上。偶尔,太阳的光辉透过云海的间隙,从山外映射进来,恰似缕缕彩色斑斓的金丝,山谷间云蒸霞蔚,瀑布喧逐,繁花似锦,令人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之奇巧无限唏嘘……至此,邓小平用三天时间,凭着强健的体魄,踏遍山路崎岖的黄山群峰。

邓小平在黄山为大学生签名留念(历史图片)

白云悠悠,游者心亦悠悠。邓小平在对国家大事眷念系怀的同时,能够有机会缱绻山水、寄情白云、悠然而乐,实是难得呀!

山常青、水常绿,人不老。

……

1983年8月13日,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族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是长白山最美的季节。浩瀚无垠的林海青翠碧绿,漫山遍野的山花争奇斗艳。延边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边疆的火热生活引发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他老人家不顾80岁的高龄,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长白山。

时值盛夏,正是旅游旺季,游人如潮。早在登山之前,邓小平就对吉林省委的同志讲: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不准搞特殊化;第三,轻车简从,不要省委同志来陪。他心里时刻想着群众,装着人民。他严于律己,永不脱离群众的高尚情怀,令我们敬佩不已。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得知邓小平来到长白山的消息,都欣喜若狂,盼望着能在此和他见上一面。一路上,见到游客,邓小平总是主动站到路边,让游人先走。有的游客见到了他,就不走了,停下来与邓小平攀谈。当时在延边参加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30多位代表,都盼望着和邓小平照张相,留个纪念。他得知后,马上来到代表们中间,与大家合影留念。在群众中,他老人家是那样的谦和、慈祥,像一位亲切的长辈,平易近人。

在长白山天池气象站,邓小平亲切地慰问了气象工作人员。他对高山气象工作人员不畏风雪严寒,长年坚守工作岗位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加赞许。他说:吉林省是农业省,而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所以,搞好天气预报很重要,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希望你们为防灾减灾当好参谋。这亲切的话语,给气象工作人员以极大的鼓舞。十几年来,这支有强烈事业心、高度责任感的气象工作队伍,在东北边疆为祖国的气象事业和延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辛勤地耕耘着、奋斗着。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邓小平来到长白山顶峰,眺望茫茫无际的林海,俯瞰清澈碧蓝的一池天水时,开怀地笑了。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使他畅怀遐想。回到岳桦宾馆,他老人家挥毫泼墨,欣然提笔,写下了“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1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纸短情长,言简意深。

邓小平爱喝酒,尤其是喜欢家乡出产的“五粮液”。

“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江西之后,邓小平的工资被停发,改发生活费。全家的经济收入从500元下降到200元。这200元既要支持三位老人的生活,又要帮助远在各地的儿女们。为了节约生活上的开销,邓小平开始改喝普通米酒,并且自己制作米酒。他曾向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车间主任陶端缙介绍做酒的方法:“很简单,很好做,我都是自己做。先煮糯米饭,用缸子装起来,放点白糖,然后加点酒药,密封几天就可以喝。”

陶端缙也客气地告诉邓小平:“酒药、糯米,我这里都很容易搞到,您要的时候给我说一声就行。”

邓小平高兴地回答说:“行呀,可以,可以。”

1971年10月1日,照例是政治明星们亮相的日子,可是,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然没有在任何场合露面。政治敏锐的邓小平,感到此中定有蹊跷。不过,为了谨慎起见,他没有透露过半个字儿。

11月5日上午,突然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通知,要邓小平夫妇去厂里同工人一起听传达中央文件。

来到拖拉机修造厂礼堂,那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邓小平挑了比较靠后的一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厂党总支书记罗朋发现了他,忙招呼他:“老邓(当时人们习惯这样称呼他),坐前面来,坐前面来,您耳朵不好,坐前面听吧!”

邓小平对党总支书记点点头,算是对他的好意的一种感谢。他走上十来步,坐到了书记所指的靠礼堂前面的第三排位置上。

传达文件开始了,会场顿时静了下来。邓小平把身体坐得笔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在传达的两个多小时中,他几乎一动也没有动过,仿佛连身体的摆动都会影响和分散自己注意力似的。听完,人们都散去了,邓小平还不肯离去,他把书记叫住了:“罗书记,我还有许多地方听不清楚,能不能让我把文件拿回去仔细看一看。”

“可以,可以。”罗朋和气地顺手把文件递给了邓小平,只是嘱他保存好文件。

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气候变化莫测。邓小平夫妇从早晨出去,临近中午还未回来,这可使他的继母和刚回到身边来的女儿急坏了。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邓小平和卓琳回来了。虽然由于负责监视他们的人在场,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但一看邓小平和卓琳的神色,大家都放心了。卓琳显得很激动,把女儿拉进厨房,用手指在女儿的手心里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女儿又惊又喜,差一点叫出声来。

对邓小平一家来说,这是两年来最欣喜的日子。天渐渐黑下来,邓小平一家聚在“将军楼”的楼上,换上亮度更大的灯泡,使室内充满光明。卓琳也特意炒了几个邓小平喜欢吃的菜,以为庆贺。邓小平高兴地打开了一瓶茅台酒,顿时酒香四溢,更增添了屋内的喜庆气氛。

邓小平举起了酒杯,卓琳、邓小平的继母、女儿的酒杯也高高举起。

邓小平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只听得那深沉雄浑的声音从胸间迸发出来: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81年9月14日,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华北军事大演习在塞外拉开了帷幕。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身着军装,神采奕奕来到了演习现场。

演习区域内,战机轰鸣,铁甲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爆音迭起,震耳欲聋。轰炸机泻下一团团炸弹,强击机俯冲发射火箭弹,火箭炮轨迹如天河湍涌,反坦克导弹像长了神眼。

邓小平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兴致勃勃,连连鼓掌。当看到我战略预备队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对“蓝军”进行气势磅礴的反突击时,邓小平激动地站了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邓小平看完演习回到下榻的某军招待所后,仍显得十分高兴,晚上就餐时,他破例允许摆上了白酒,并与演习部队的领导一起干杯,祝贺演习取得圆满成功。

各军区领导都纷纷向邓小平敬酒,但敬酒屡屡失败,均被邓小平的女儿阻拦下来,女儿也是真心实意地为父亲健康着想。见这连连被挡驾,邓小平对全桌发话了:“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10杯。”

大家立刻欢笑声四起。

同时,大家也知道该怎么办了。用小酒杯,10杯不过3两。

1981年6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提出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同年9月,邓小平在华北某地观看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检阅陆海空军部队(历史图片)

邓小平逐个与大家干杯,将军们都开怀畅饮起来。

离开工作岗位后,医生及家人考虑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喝酒。这样,每天晚上邓小平只能喝上两小杯用中药浸泡的补酒。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非常喜欢吃辣椒。辣椒几乎成了餐桌上的必备之菜。

据说邓小平在庐山会议期间,生活上有“三爱”的特点,即爱看书、爱吃辣椒、爱打麻将。

1961年9月15日夜晚,会议主要议程基本完成了,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及各省领导都挤出时间娱乐。邓小平派卓琳和邓楠通知李富春、陶铸、罗瑞卿等老牌友,晚饭后到267号别墅“摸砖”。

刚吃完饭,李富春、陶铸、罗瑞卿等就到了,被一一请进会客室。邓小平早已端坐在麻将桌旁,幽默地说:“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啰,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先到有奖,先上桌打,来晚了一点,要罚,坐在旁边看。”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直笑。牌桌上,邓小平常常是稳坐“钓鱼台”,稳操胜券不下“疆场”。夜深人静,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她征求意见说:“我到厨房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罗瑞卿直爽地说:“我肚子是有点饿了,卓琳,你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卓琳笑答:“每人一碗简单的面条,另烧两碗红烧肉。”有人提议红烧肉里放点糖。

邓小平检阅华北军事演习(历史图片)

邓小平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说:“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邓小平的话语,引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卓琳爽快地说:“行!行!都满足你们的要求。”

说罢,她转身去了厨房。

不多时,卓琳帮助厨师端来热气腾腾的面条,外加两小碗红烧肉。

卓琳看到邓小平拌着辣椒吃着面条,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邓小平是精神健旺的老人。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我国时,对邓小平说:“您看来完全没有变。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没有秘诀。我一向乐观。”他对人还幽默地说:“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首先顶着。”

一些外国客人也曾向他请教健康长寿的秘诀,得到的答案是:乐观主义。

他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

爱好运动,喜欢打桥牌,酒量也不小。

临危而不惧,遇事而不亢。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使他有着大海一样的坦荡胸襟和山岳般坚强的意志。

当他进入耄耋之年时,仍然是那样精神抖擞,以至于江青在监狱里通过电视收看国庆35周年阅兵式后感叹道:邓小平那样健康,真没想到!

翻过80岁的生命高峰,这位最有威望的老共产党员正在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1984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历史图片)

他脸上皱纹不多,头上黑发不少,而且总是梳理得那么整齐,举止随和,笑容亲切,谈吐实在。

“凡事都要乐观些。”邓小平不仅自己如此,还时常告诫他人。

吴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者,曾任北京市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在工作之余,他常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彼此熟悉,友谊深厚。邓小平不称他的名字,而叫他教授。1965年,当吴晗听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彭真向邓小平反映此事后,邓小平讲:“马连良主演的那个海瑞戏我看过,没啥子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邓小平还对彭真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随后,在一次打牌中,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么?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就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总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又继续玩起来。

吴晗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68年3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叛徒”罪名,将吴晗同志逮捕、审查。吴晗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于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后,不少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给吴晗尽快做出正确结论。但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做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并立即上书党中央,要求中央重新审查。邓小平作了批示,1979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结论。吴晗遭受的覆盆之冤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1984年,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吴晗75周年诞辰、逝世15周年之际,在学校近春园遗址内荷花池畔修建了一座木结构的吴晗纪念亭,作为永久的纪念。吴晗之妹吴浦月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希望邓小平题写亭匾。8月3日,邓小平即题写了“晗亭”二字,由中央办公厅转交清华大学。10月27日,该校为吴晗纪念亭举行落成典礼时,红色帷幕徐徐拉开,“晗亭”两个金色大字呈现在观众的眼前,使大家非常感动。邓小平的题字饱含着他对故人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吴晗(1909—1969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因《海瑞罢官》的剧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死后十年被平反,恢复党籍、名誉(历史图片)

保持乐观主义,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的体现。邓小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锻炼身体,能够乐观、豁达,是因为他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

这就是邓小平的长寿之道。

清华园内由邓小平题写的“晗亭”(历史图片)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有“三爱”,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爱吃辣椒,连汤里也要放辣椒;爱打麻将牌、桥牌。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欢看的书籍;餐桌上,她总是给邓小平摆上一瓶爱吃的辣椒;有机会时,她则帮助摆开“战场”,邀请嘉宾,在住处玩一玩麻将牌、桥牌。

邓小平酷爱读书

他5岁开始读书,先入私塾发蒙,7岁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中学。他学习勤奋、刻苦努力。无论寒冬酷暑,道路泥泞,从不间断一次课。因而,他总是班里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据说,邓小平少年时代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可背诵。

然而,动荡的岁月和多变的社会,迫使邓小平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16岁那年,邓小平踏上留法勤工俭学的旅途。初到异国土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无法与人交流。为攻克语言关,邓小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清晨,在茂密的法国梧桐树下经常出现他手捧书本,轻声朗读法语的身影;白天,他前往巴黎公学补习法语;夜晚,利用做工的时间着意倾听法国人之间的谈话。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并且有较大的压力,特别是由于有刻苦、用功的学习态度,在不长的时间之内,邓小平的法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自熟练地掌握了法语之后,邓小平很快地适应了在法国的学习生活。

22岁的时候,经组织安排,邓小平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他充分利用良好的学习条件,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的书籍,系统学习了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等重要课程。邓小平读书认真,钻研刻苦,政治理论素质提高得很快。他经常参加一些自由辩论或学生讨论会,以增强自己的论辩能力。参加辩论时,邓小平力求语言简朴有力,切中要害,常驳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可对。因而,被同学们称为“小钢炮”。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奠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邓小平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

从苏联回国后,在战争岁月中,邓小平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仍然抽空读书,并且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高文化素质。为参加培训革命骨干训练班的讲课工作,邓小平在油灯下熬夜编写教材。讲课时,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常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使课堂生动活泼,很受学员们欢迎。

邓小平对书有着特别的感情。打仗行军时,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马,他舍不得骑,却把书和文具驮在马背上,自己宁可步行。

抓紧时间读书,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一大爱好。1946年4月的一天,下级干部曾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向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等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曾克进屋后,邓小平离开桌子同他打招呼。然后,走到门外让警卫员去请刘伯承和张际春副政委。曾克注意到,在屋里靠近窗旁的一张方桌上堆满了书和杂志,一本打开的外文书摆在桌子的正中间,看得出来,自己刚进来的时候,邓小平才把书放下。曾克为无意中打扰了邓小平读书而感到不安。刘伯承、张际春来到后,曾克忙从书包里拿出晋冀鲁豫边区创办的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北方杂志》给他们看。刘伯承、邓小平看后十分满意。此后,这本杂志经常摆放在邓小平的书桌上。

随着岁月的流逝,邓小平对读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还能给人以精神寄托。

1969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批准,他把自己在北京的书逐步运往江西。每天劳动之余就伏案读书,有时一直读到深夜。这个时期,他最喜欢的是《史记》这部书,几乎百读不厌。

1970年的一天,报纸上登载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这对当时文化生活处于饥渴状态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身在江西一隅的邓小平也看到了这则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找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的秘书赵子昌,请他代为购买这批书籍。赵子昌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将全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共11本买了回来。邓小平接到这四套古典名著,非常高兴,抚卷凝思,别有一种感情充溢在心中。四套新书散发着油墨的芳香,在邓小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以精神安慰,给他单调的生活增加了色彩。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熟知父亲读书的爱好,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受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邓小平读报(历史图片)

在邓小平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有两位书友:一个是毛泽东,博古通今,谈吐中用典贴切,妙趣横生,意境深远;另一个是刘伯承,对知识孜孜以求,戎马倥偬仍书不离手。邓小平也是博览群书,学而不厌。进城以后,每天上午9时至10时许,他都会在书房读报,或听秘书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每当听到一些有兴趣的新闻时,他会叫秘书重读一遍。在读书看报中,邓小平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国际、国内的大量信息,这无疑是他聪慧睿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1990年3月,完全离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正式离休以后,邓小平心里仍时刻挂念、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每天在家中,他最主要的事就是读书看报。这成为他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动态的重要渠道之一。

邓小平的读书生活对他的革命生涯和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之增添了不少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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