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新实用教育形成过程中，黄炎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需要指出的是，1903年，黄炎培创建川沙小学堂时，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还处于萌芽阶段，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理论。
据史料记载，1903年，在川沙小学堂开办前后，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严复在《救亡决论》（1895）中对中国教育不致力于“生存之道”、不关注“国计民生”的批判；张百熙在《奏定学堂章程》（1902）、张之洞在《学务纲要》（1903）等文献中，明确提出教育要“尚实”、要注意“实利”等主张。另外，上海开埠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的风气转向也影响到了位于上海郊区的川沙。这一切都对黄炎培产生了影响。
作为蔡元培的学生，曾经接受过新学的黄炎培，在其办学中，对旧式教育的种种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1903年，在川沙小学堂初建时，在课程设置方面，他特别重视“实用”。尽管学校参照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开设课程——与当时的一般学堂并无多大差异，但接受过新学的黄炎培努力践行“教育救国”“强国必先强民”的思想，在日常教学中，不仅重视体育，而且“还常常在正常的文化课之外举行游戏、竞赛以及演讲活动，借以开通思想、开启新智和开化风气”[6]。
史料记载，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这一年，刚从日本返沪的黄炎培，被蔡元培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第二年，由于受到“苏报案”等影响，蔡元培不得已离开上海远赴德国。黄炎培受命担任同盟会上海总干事，主要承担保护文件名册、迎来送往等具体工作。此时，“年轻的黄炎培在清末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下，不能没有一定的思想导师，而填补蔡先生留下的空白的，正是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7]。在中国近代史上，张謇作为近代的实业家、教育家，“实用”一直是他坚持的重要核心思想之一。不难理解，张謇崇尚“实用”的思想以及教育实践，随着他与黄炎培的深度交往，对黄炎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06年，川沙小学堂开办不久，当时的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明确将“尚实”列为五大教育宗旨之一。[8]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初建，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在他就任伊始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明确“共和时代”的教育，当以“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端为方针”。[9]对此，当时的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不甚满意，认为讲得不够，专门发表《民国教育当采实利主义》等文章提出过批评[10]。1915年，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颁布《教育纲要》，一个月后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七条教育宗旨”，都将“崇实”“实利”等列入[11]。
由此可见，倡导“实利”“实用”，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基本成型，并且身体力行。
谢长法在《教育家黄炎培研究》一书[12]中提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2月，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上任伊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不到两个月，就发表了《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13]。该计划书对江苏未来五年各级各类学校发展作了详细具体规划，强调“生活教育之宜注重”，并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作了安排。
然而，由于受数千年来重士轻工、重义轻利等价值观的影响，“实业学校”乏人问津。这一现象引起黄炎培的关注，他于1913年6月（上任江苏教育司司长仅半年）发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一文[14]，针对当时“习法政”远远大于“习实业”的状况，明确指出：
今之论中国者，莫不以民多分利、少生利为致贫弱之一大患。习法政者所为事业，分利事业也，其趋之也如彼；农工，生利事业也，其弃之若此也。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黄炎培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著名的“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的主张。
1913年8月，全面介绍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发表。文章从“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的认识出发，对当时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分析批判，明确提出“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的主张，并以实用主义教育号召于全国教育界[15]，引发了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大讨论。(www.xing528.com)
1914年1月，黄炎培辞去司长职务，开始了国内教育考察之行。一年里，他奔波于安徽、江西、浙江、山东、直隶（今河北省）等省。这次考察，黄炎培除了解当地教育的实际情况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考察实用主义教育在全国教育界产生的影响。因此，每到一处，他不仅考察当地教育，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倡导、推荐实用主义教育。在这段时间，他连续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第二回商榷书》（1914）、《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1915）、《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1915）等系列文章[16]，形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令黄炎培失望的是，尽管看上去普通教育发展迅猛，“但事实上，所有科目都围绕着训练学生的文字能力”，在课程、课文等选择上改变并不多，学生走出学堂后，依旧无法在社会立足。学校与社会脱节、教育与职业分离带来的弊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7]。现在看来，黄炎培在国内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正是那个时代教育和社会的现实。社会战乱、动荡，加上旧式教育的影响等因素，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尚且不易，更难推进实用主义教育。
1915年至1917年，黄炎培连续赴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多国考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目光已经跳出小学、中学等普通教育领域，开始关注教育与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1917年，在《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一文发表前后，黄炎培又连续发表了《本能教育》《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等一系列文章[18]。这些文章是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已经转向以全力推进职业教育为主导的思路上来的标志。
那么，为什么后来黄炎培不再提实用主义教育而转向职业教育呢？
面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黄炎培辞去司长职务退出政坛之时，曾经拜会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他们曾经有过长时间的交谈[19]。在此之后，黄炎培开始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国内五省及美国、菲律宾等地进行教育考察。不难设想，张謇所倡导的“实业救国”，与黄炎培主张的“教育救国”就在那个时刻，形成了共鸣，达成了共识。
通过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黄炎培意识到自己所探求的教育的实用精神，在体现实用精神的美国教育中，根本不成为问题，也无须去做任何窥探。黄炎培说过：
实用主义四字，吾意不得谓为无所变。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20]。
可见，黄炎培从“无一非实用”的美国教育中，领悟到
对于当时的中国，更具有迫切的意义，由此形成了相应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型。从此，职业教育奠定了黄炎培作为近代中国原创型教育家之一的基础[21]。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本质上是在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教育与实业两大救国宏图的实现构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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