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科学传播是近年来国际国内都蓬勃发展的一个交叉领域，首先，它受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兴起的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其次，作为一个新兴起的交叉领域，它也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政策学、风险评估等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的广泛影响；最后，它还受到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以科学技术为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元勘领域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史对于科学传播的影响、科学传播理论自身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讨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是本研究的基础理论背景。

科学传播概念本身有着比较复杂演变的过程，就广义的科学传播而言，还包括与此密切相关的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技传播等，本研究正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讨论科学传播，所以这些相关概念的理论讨论都是本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

西方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除了“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外，还常以“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养”等概念出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Science Communication等刊物上。关注这一类问题的研究者除了专业领域的科学传播研究者以外，还包括传播学者、科学社会学者、科学哲学学者、社会科学者、媒体研究者等。代表性的学者有乔恩·米勒（Jon Miller）、约翰·杜兰特（John Durant）、布赖恩·温（Brian Wyn）等。乔恩·米勒是科学传播研究中“公众理解科学”传统定量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开创的米勒体系作为最著名的科学素养定义及测量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米勒体系自诞生以来，也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其的研究和批判，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围绕米勒体系的批评、改进、修正工作（乔恩·米勒，1983，1987，1998，2004）。

约翰·杜兰特是著名的理论模型“缺失模型”的提出者，在科学传播研究中引入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尽管“缺失模型”遭到学者们的强烈批判，但是它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为科学传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科学传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缺失模型”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翰·杜兰特，1985，1989，1991，1994，1995）。

布赖恩·温是“缺失模型”之后另一个著名的理论模型“内省模型”的提出者，也是科学传播领域中案例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通过“坎布里亚羊”案例研究，主张公众具有的“地方性知识”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并强调“与境”的重要性，提出“与境即知识”，进而提出“与境模型”（布赖恩·温，1991，1992a，1992b，1993，1995，1996，2005）。

日本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普及的国家，其科普工作也极具特色，形式灵活，内容丰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卓越成果。日本学者对以科学启蒙和普及为特色的科普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和总结（藤垣裕子等，2008）。另外，日本自“二战”以来，关于科学技术及其社会的关系，形成了独具本国特色的研究领域——“科学论研究”。在“科学论研究”中，始终有一个分支，关注科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随着“公害问题”的爆发，由当地居民发起从而引发全日本公民参与的“科学的市民运动”；再如围绕着核能的开发与利用问题，日本政府和公众之间展开的双向交流，即“技术的社会接受”活动，这些在广泛的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日本特色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

日本学者在“科学论研究”领域中对这些本土化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进行的探讨是日本科学传播研究的一大亮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从西方引入了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理论以及“共识会议”“科学咖啡馆”等公众参与科学的新实践形式，与本国原有的本土化理论及实践相结合，也产生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代表性的学者有小林传司、藤垣裕子、杉山滋郎、中岛秀人、金森修、井山弘幸、木场隆夫等，代表性的著作有藤垣裕子（2005）的《科学技术社会研究技法》，金森修等人（2002）的《当代科学论》，中岛秀人（2006）的《日本的科学技术向何处去》，小林传司（2004）的《谁来参与科学技术》等。其中，《科学技术社会研究技法》首先对日本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中的著名案例“水俣病问题”“痛痛病问题”“文殊号核反应堆钠泄漏事件”“爱滋病病毒感染事件”“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垃圾问题”以及“全球变暖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然后提出了案例的分析方法问题，特别提出引入西方STS领域前沿理论来验证本土案例的观点，如“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型”“实验室研究”“知识权力的结构与分配”等。

《当代科学论》是日本学者对当代STS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合集，其中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技术的社会塑型、科学政策研究、争议性科学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等。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还用了两章的篇幅专门论及科学教育以及科学传播中的公众与专家对话的可能性问题。

《日本的科学技术向何处去》从当代科学技术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出发，探讨了科学技术的迷途、日本科学技术的现状、原有科学知识体系的瓦解，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为了社会和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特别强调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解决科学技术危机以及新体系建立中的作用，其中也专门探讨了科学技术的公共性问题。(www.xing528.com)

另外，2005年，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倡导和资助下，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分别开展了“科学传播人才培养计划”等计划，在这些计划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传播实践活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著作，主要有北海道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人才培养计划小组（2007）编著的《开始吧！科学传播》，藤垣裕子（2008）等人的《科学传播研究》等。作为邻国的研究成果，这些将西方先进理念与日本特色紧密结合的科学传播理论对研究我国的科学传播理论大有裨益。

科学传播在中国有两种传统的类型：科学普及和科技新闻。前者从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传播就开始了，可以说，“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科学普及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来自政府的重视和直接领导。“科技新闻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学、传播学的恢复、引进而发展起来的。在短时间内，科技新闻这一传统迅速得到建制化发展，一些高校成立科技传播系或者科学传播专业”（刘华杰，2002）。国内科学传播的两大传统分别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但是在科学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凸显，同时向“社会化”“生活化”“商业化”迅速发展的当代，这两大传统类型都无法满足科学与公众互动的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传播理论，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发展顺应时代变化的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国内科学传播研究者共同的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国内STS领域的研究者进入了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多所高校的科学传播专业依托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机构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开始筹备成立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协合作，依托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科协与高校联合建立的唯一的科普研究机构——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国内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传播全面结合的标志性举措。另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所大学和中科院科学史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许多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学者也都参与了中国科协的“2049行动纲要”的研究与制定。从这些方面看来，我国科学传播和普及事业已经进入了新的良性发展阶段。

在国内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与科学传播研究的结合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两种进路，一种以民间研究为主，另外一种则以与国家目标和任务相关的研究为主，当然也有学者游离于这两种进路中。第一种进路的研究，以刘华杰、吴国盛、刘兵等为代表，第二种进路的研究则以曾国屏、任定成、李大光等为代表。另外，第一种进路的学者中如刘华杰，第二种进路中的学者如任定成都有交叉的两种进路的研究。

国内STS界关于科学传播研究代表性的专著，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是翟杰全的《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该书比较系统全面地对科技传播的概念、历史、结构、模型、功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为国内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任福君、翟杰全的《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更为系统地讨论了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问题，我国近年来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发展情况，科普实践活动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测评估问题，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课题等。

此外，国内的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还形成了多种特色。例如，在科学传播中强调全社会的科学文化建设，并认为在科学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重视一般公众和持批判立场的学者的作用。前面提到的第一种进路的学者在这一研究特色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再如，在科学传播中注重科学传播与产业的关系，从产业的角度出发研究科学传播的实践活动，强调产业的不可或缺，认为如果不依托产业，科学技术就无法真正深入到公众的生活当中。在后一种研究特色中，曾国屏是代表性学者。在他的带领下，科普文化产业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论文成果，如《关于科普文化产业几个问题的思考》（2010）、《科普与文化产业间的作用结合机制探析》（2009）、《对科普文化产品经典之作〈铁臂阿童木〉的回顾和思考》（2008）等。

在定量研究方面，国内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相对薄弱，但是以中国科协的“2049行动纲要”为契机，在全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广受关注的背景下，公民的科学素质测量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李红林的博士论文《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米勒体系为线索》（李红林，2009），对公民科学素质测量涉及的核心概念及理论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构建了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并选择当前国际上最主流的测量方式——米勒体系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结合米勒体系在中国的应用结果和整体情境的分析与思考，概括出“生活科学”概念，由此带来对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和测量的政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