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本土化：英语殖民地国家的多样性特点

英语是随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英国曾经在亚洲拥有一些殖民地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在民族和语言方面都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其中印度最甚。印度英语是英语在亚洲的变体。印度英语源自不列颠，但又与不列颠英语有不同之处，从语音到用词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英语在印度经历了印式化英语的过程，已经像美式英语和澳式英语一样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在印度这样一个多语言的国家里，众多的流行语言必然在某些方面改造着英语。就地区而言，绝大多数人在使用英语时都不可能摆脱他们自己所居住的环境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摆脱母语语音的影响。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印地英语、乌尔都英语、孟加拉英语、泰米尔英语等说法。按照这种标准，印度有多少种语言就可能分化出多少种英语变体。印度有两种普通话：英语和印地语（Hindi），但印度人却在生活中改造了英语，把地道的“English”打造成了“Hinglish”（印式英语）。人们常调侃说“英语起源于英格兰、发展于美加、应用于非洲、糟蹋于印度”。以前，印度人普遍把讲一口流利、地道英语的人视为高身份的象征。但现在，大多数印度人都崇尚讲一口夹杂着印度词或印度腔的“印式英语”，并乐在其中。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这里居住着众多外来人口，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印尼人、西方人等。新加坡人的母语多是汉语、马来语和泰语，英语只是他们通过学习与多年的实践获得的第二语言。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同时用两三种语言进行聊天，而且还聊得不亦乐乎。母语在语法结构及用词、发音习惯方面对他们新学得的英语都有不小的影响，已不是标准英语，而形成了特有的新加坡式英语，也称为Singlish。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英语研究丛书中的《中国英语的社会语言史》的作者用“Chinese Englishes”一词涵盖了“广州皮钦语”、“中国式混合英语”和“中国沿海英语”。他在此书中指出，“中国英语”是“中国式混合英语”从不自觉到自主变体、从非标准式到更规范形式逐渐演变的结果。（Bolton，2003）作者试图用“中国各类英语”一词涵盖广州皮钦英语、中国皮钦英语和中国沿海英语。该书的书名使用了Chinese Englishes（中国各体英语），公开宣称英语在中国存在不只一种变体，而是多种变体共存。

Robert Hall（1944）是最早将“中国皮钦英语”或“中国别琴英语”称为“中国各体英语”的学者。（Bolton，2003：161）中国各体英语包括“中国各类皮钦英语”，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澳门葡语”，“澳门葡语”对中国各体英语的雏形“广州英语”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国各体英语最早表现形式的广州英语是一种变体英语，由广州人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逐渐创造。中国各体英语过去得不到西方人的认可，曾被斥责为“鸽子英语”。（顾卫星，2008：13）英语“鸽子”（pigeon）与“皮钦/别琴”（pidgin）发音相似。英语在中国“洋泾浜化”，以“洋泾浜化”的皮钦英语为表现形式，是中国各体英语形成和发展的第二阶段。上海“洋泾浜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洋泾浜化”的代名词。几乎与上海“洋泾浜英语”共时的中国“沿海英语”又称“英华英语”或“混杂英语变体”（Bolton，2003：178），指用口岸城市方言标注、具有特殊词汇的英语变体。中国“沿海英语”专门词汇不仅在口岸城市形成定势，许多词汇还逐渐进入“香港英语”，更有一些登上了大雅之堂，进入英国、美国和其他英语中。（Bolton，2003：180-185）“香港英语”就是“中国各体英语”在香港的延伸和发展的结果。（顾卫星，2008：14）(www.xing528.com)

“当今中国英语虽然不能认为完全是中国各体英语从不自觉到自主变体、从非标准形式到更规范形式渐进演变的结果，但它受中国各体英语音位、词汇和语篇等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在当今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等主流英语中，中国各体英语的词汇也屡见不鲜。”（顾卫星，2008：14）英语在中国的不断变体和“洋泾浜化”也是“中国各体英语”自我扬弃的“去洋泾浜化”。

很多国家的英语变体都以国际英语为共核，运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基本词汇和语法，但又有自己一些特有的词汇、表达法和语言学特征，拥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它们都声称自己的英语已成为一种新的变体。亚洲还先后出现了其他各类英语，如马来西亚式英语、韩式英语、普通话式英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