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该物质生活条件具有有限性。利益的有限性主要是指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不足，或者用以满足人们生存竞争及在满足期待与愿望过程中的竞争所需求的现存资源有限。[54]该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不足或现存资源有限，又分为绝对不足或有限和相对不足或有限。如果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绝对不足或者现存资源绝对有限，将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若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相对不足或者现存资源相对有限，则将阻碍或者延缓人类社会的发展。利益对象及现存资源的相对不足或有限，又通常与人类欲望或渴求的无限性密切相关。就此而言，权利对于利益的确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换句话说权利是具有成本的。正如霍尔姆斯与桑斯坦教授所言：“权利之间的一些冲突根源于全部权利对有限的预算费用的一般依赖性。单是财政限制就排除了所有基本权利在同一时间被最大限度执行的可能性。权利总是需要或者包含着金钱性质的权衡，并且开支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治决定的。关注成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财产权会与财产权相冲突，为什么地方警察局已经派它唯一的巡逻队保卫张三豪华的宅院后就不能充分保护李四荒废的家宅。”[55]
如前所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也许可以预见到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然而，在科学进步的同时也会唤起人类新的追求和欲望。该追求和欲望增加的速度，也许会和可利用的财富的增加速度一样，甚至超过现存的可利用的财富的增长速度。可见，利益对象供给之增加也并不必然会缓解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56]，从而说明利益的有限性并非主要源于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不足，也并非主要源于用以满足人们生存竞争及在满足期待与愿望过程中的竞争所需求的现存资源有限，而是源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归根结底取决于利益的二重性，即利益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体。就利益的客观性或称物质性而言，由于“具体的物质形态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都具有或大或小的体积和规模，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或长或短的过程”[57]。这就决定了，作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利益自然也是有限的。就利益的社会性而言，由于作为利益主体的人的欲望的无限性，更进一步加剧了利益的相对有限性。(www.xing528.com)
权利的“法力性”才是其基本属性。如前所述，正如德国法学家梅克尔氏所言：“权利之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也。”就法定权利而言，法律的确认或保护才是权利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权利冲突的原因并非主要归结于权利要素中具有物质性的利益的有限性，而应主要归结于权利要素中具有社会性的法律规制水平的有限性，即应更多地归结于法律规制的欠妥当或不周延。在由法律调整或规范的并具有多样性的权利与具有有限性的利益这一矛盾中，权利的多样性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权利的多样性主要包括权利主体的多样性与权利内容的多样性。该具有多样性的权利的多元需求，与人类有限的可有效支配的利益对象及资源之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即利益的有限性与权利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权利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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