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朝鲜半岛经略：李谨行史事的反映

海东地区是7世纪东亚世界的重要政治舞台。公元581年，隋朝更替北周，主掌了北朝疆域，随后在隋开皇八年（588）及次年（589），隋文帝荡平寰宇，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400年的魏晋南北朝大动荡时代，重新开辟了大一统的局面。对于中原王朝的重新统一，海东地区的高句丽政权十分震惊，当时的高句丽王平原王听闻隋“及平陈之后，汤（即平原王）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1］。对于高句丽此等反映，隋文帝十分震怒，降玺书责备平原王。此后继位的婴阳王不仅不加收敛，还于开皇十八年（598）“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2］。由此掀起了中原王朝对海东地区的用兵讨伐。隋文帝之后，隋炀帝三次用兵海东地区的高句丽，都未能彻底平服高句丽，反倒引发了自身的民变，最终导致了隋的灭亡。继其而立的唐朝统治者吸取了历史教训，在建国之初，对于海东地区的经略方式乃以安抚为主。起初双方的关系尚属融洽，高句丽向唐朝定期朝贡称臣，唐朝亦以礼相待，积极安抚遭受战争创伤的高句丽。然而，贞观五年（631），唐太宗“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高句丽王）惧伐其国，乃筑长城”［3］以拒王师。此后双方关系每况愈下，终于在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因高句丽不奉王化，面对唐朝一再调停其与新罗之间的战事，高句丽仍一意孤行，不听宗主国的诏令，继续用兵不断，终于使得唐朝失去耐性，大举对高句丽用兵，由此开启了断断续续长达25年之久的海东战争。

海东战争期间，大批优秀的唐朝军事人才被派往海东地区参加对高句丽和百济的战事，如李靖、李勣、契芯何力、刘仁轨等。许多军事将领正是在参加海东战争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并声名鹊起，如薛仁贵、李谨行等。自乾封元年（666）李谨行参加东征高句丽战事，至仪凤二年（677）赴西线吐蕃战场，长达十余年间，李谨行的行动轨迹见证了唐朝对东北亚的经略。唐朝翦灭百济和高句丽的战争，既有唐对高句丽政权对抗中央的平服之意，又有应藩属国新罗斡旋请求出兵、解困丽济对其攻伐、在半岛重建府郡辖制之图。恢复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政治统治，是其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

在翦灭百济和高句丽后，唐分别在其故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建立起羁縻州，辖制其地。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却让唐有些应接不暇。高句丽初灭后的东北亚地区并未安定，高句丽遗民仍不时有叛乱者。咸亨元年（670），唐朝派高侃、李谨行率偏师前往辽东平叛，经过四年的征讨，才最终平定了高句丽遗民叛乱。与此同时，藩属国新罗为了谋求私利，对宗主国唐朝倒戈相向，不仅积极扶持高句丽反叛势力，还公开掠袭熊津都督府，企图独享海东战争胜利果实，侵占百济与高句丽故地。上元元年（674）正月，唐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李谨行为鸡林道副大总管，率军讨伐新罗。新罗在累战不利的情况下，国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唐朝既往不咎“复法敏官爵”。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正式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辽东故城（即今辽宁辽阳），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关古城）。(www.xing528.com)

唐朝击败新罗，为什么还要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内迁？这正体现了唐对朝鲜半岛经略的力不从心。虽然唐朝整体国力远胜新罗，但随着吐蕃在西面的崛起，频繁威胁唐朝西境，唐已经不能全力经营半岛。是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4］。就在唐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迁离半岛的次年，“仪凤二年（677），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5］，将刘仁轨调往西线以防御吐蕃。唐倾力与吐蕃交战，对东境自然采取守势，不愿与新罗在半岛长期对峙，空耗人力、物力。因此，在新罗称臣谢罪的情况下，将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迁离半岛，无疑是最无奈的选择。仪凤三年（678）九月，唐高宗向近臣征询西陲危局对策时仍在强调：“朕生于深宫，未尝躬环甲胄，亲践戎行，宿将旧人，多从物旧，自非授戈俊杰，安能克灭凶渠，海东二藩，往虽屡拒，高丽不敢渡辽水，百济未敢越沧波，往者频岁遣兵，靡费中国，事虽已在，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边境，事不得已，须善谋之。”［6］随着李谨行和薛仁贵这样的重要将领被西调，反映的正是唐业已承认新罗在朝鲜半岛所形成的即成现实，以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为代价，换取与藩属国新罗稳定而和睦的宗藩关系。

当然，就这样退出朝鲜半岛，对于唐朝也是心有不甘的，于是，在仪凤二年（677），即在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内迁的第二年，也就是李谨行被调离朝鲜半岛之际，唐朝又命令高句丽末王高藏和百济末太子扶余隆（此时百济末王扶余义慈已亡）回国安抚各自的余众。据《资治通鉴》记载，仪凤二年（677）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7］。在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都已撤离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唐朝又命高藏和扶余隆回到朝鲜半岛，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笔者认为，此时唐需要的局面是，维持半岛现状，利用亲唐势力在唐与新罗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避免唐与新罗的直接接触。在建立这个缓冲区之前，唐一面将自己的军队回防，同时将安东都护府内徙，腾出一个真空地带，然后将可控的当地势力补入。这种情形，跟唐高宗前期，处于唐与吐蕃之间的吐谷浑是类似的。然而，该构想随着高藏的“反叛”和扶余隆的不敢赴任而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