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体受风俗文化影响的研究结果

风俗文化对文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风俗文化影响文体写作内容，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风俗文化成为文体的写作素材，成为文体的写作主题；第二层面，风俗文化影响文体的语言、风格。

风俗文化影响文体怎么写，一是文体形态方面，二是文体风格方面。

1.风俗文化与文体的题材选择

风俗文化广泛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与审美潮流。文人在创作中关注风俗，描写民俗，便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这个时代人性审美的主流脉动，故而风俗文化成为唐代诸多文体的写作题材。

这其中比较直观和典型的当推咏物类题材作品。风俗文化成为咏物类题材的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吟咏社会风俗事物；一种是吟咏风俗文化现象。

首先，风俗事物成为诗、赋的吟咏对象。社会风俗事物往往是时代风习的代表性事物，反映时代特色，是大众当时共同关注的名物，以其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往往与时代主题相契合，因而关注时代主题的敏感文人，不由自主地投身于此类事物的吟咏中。

我们用纵向对比来说明事实。自先秦汉魏经齐梁，直到隋代，所有咏物诗作累计起来也不过721首，而唐代咏物诗，据《全唐诗》及其补编所得到的统计数据，是6689篇。^[24]当然，数量的大量增长，有各个方面的原因，如诗歌在唐代的兴盛等，但一个朝代诗歌数量是史前历代总和的多倍，咏物诗的蓬勃气势显然不用多言。就咏物诗的题材来看，唐代咏物诗题材十分广泛，从植物松、柏、桃、楠、棕、柳、桔、梅、竹、麦子到动物鹰、燕、杜鹃、鹦鹉、鹤、鹅、鸡、鸭、猿等；从自然风物日、月、星、辰、雨、露、风、云，到人文景物城、门、宅、楼、笔、墨、纸、砚、琴、鼓、箫、酒等；从高大的海、湖、江、山到琐细的泪、烛、灯、草、木、虫、鱼；几乎是无所不包，与前面六朝多重琐屑咏物诗相比，题材丰富的唐代咏物诗的审美范畴不仅仅是范围上的拓宽，更重要的是其主题与风格凸显出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

开放的唐代与异域交往频繁，异域传来的事物对唐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往往很快流行而成为时代风物。唐代文人屡以外国供奉的纺织品为题作赋，如独孤授的《西域献吉光裘赋》，李君房《海人献文锦赋》，张良器《海人献冰蚕赋》，即是这些纺织品成为流行风物而刺激文人的想象力的佐证。一些投射社会风俗现象的事物，更是成为诗人们集中吟咏的主题。如唐代的咏舞、咏柳、咏马诗就是此类诗作。这里仅以咏舞诗为例，展示风俗事物对唐代文学题材与主题的影响。

唐代社会舞蹈广泛盛行，形式繁多、内容纷呈，达到我国古代乐舞发展的全盛期。对于各类代表时代风情的舞蹈这一社会风俗事项的歌咏，唐代文人乐此不疲。诗词描写的舞蹈种类丰富繁多：独摇手、大垂手、小垂手、绿腰、柘枝、胡旋、胡腾、字舞、剑舞、马舞……而描写舞蹈的文体亦是种类齐全，诗、词、文、赋都纷纷登台亮相。仅以柘枝舞为例，即是咏者极多。沈亚之《柘枝舞赋》(有序)、温庭筠《屈柘词》、白居易《柘枝妓》、刘禹锡《和乐天柘枝》、张祜《观杭州柘枝》等从各个角度展示了柘枝舞的曼妙舞姿，在一系列的描写中反映了唐人的审美观念，再现了时代风情：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

——白居易《柘枝妓》

柘枝本出楚王家，玉面添娇舞态奢。松鬓改梳笃凤髻，新衫别织斗鸡纱。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画筵曲罢辞归去，便随王母上烟霞。

——刘禹锡《和乐天柘枝》^[25]

社会风俗事物往往投射了时代之共性，展示的是某一种社会现象或某一类人的共同行为，与唐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乃时代风习特色之文化内涵的代表事物，必然吸引众多文人的眼球。反过来说，文人集中吟咏这些风俗事物，更易于揭示时代主题，因而他们也热衷于此。唐代的咏物诗题材广泛，但在几乎无所不包的题材中，诗人们集中的审美范畴还是那些时代风物。

名物因时代风俗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民俗事象以物喻意，而文人将自我心态投射于此，二者结合便有了托物言志、借物抒怀之文学创作。就唐代文人而言，胡马的意义也许在于可以寄托自我未遂的壮志与豪情，抚慰人生的失落与怅然。善走的胡马成为驰骋疆场的最合适的象征载体。

其次，风俗文化现象成为文体的重要题材。文人墨客注意到丰富多彩的风俗现象，例如斗鸡，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赌胜游戏，在很长时间内风靡全国。唐代文人墨客吟咏斗鸡的作品比比皆是。作为唐朝最主要的文学体裁的诗歌，自然少不了它：《全唐诗》就有专门描写斗鸡的诗歌多篇。韩愈与孟郊二人就曾合作《斗鸡联句》，从“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开始，到“腷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中休事未决，小挫势益倍”，再到“事爪深难解，嗔睛时未怠。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及至“头垂碎丹砂，翼拓拖锦彩。连轩尚贾馀，清厉比归凯”，详细描写了整个斗鸡过程。到结尾，孟郊还肯定以斗鸡为题材的创作价值：“君看斗鸡篇，短韵有可采。”唐诗中以斗鸡为题材的诗篇不在少数，李白也曾作过一首《一百四十年》的五言古诗，描述了皇宫中热闹非凡的斗鸡活动和斗鸡徒的受宠得意之形。杜甫、韩偓等诗人亦曾以“斗鸡”为题，专有吟咏。斗鸡风俗不仅仅只是在诗歌中成为描写对象，在各类笔记小说、传奇、散文、赋体等其他文学体裁中同样可见其在当时的流行盛况。王勃就曾因见诸王斗鸡，戏为文《檄英王鸡》，而遭驱逐。当时人称“神鸡童”之贾昌，是斗鸡第一人，因斗鸡而平步青云。陈鸿《东城老父传》即以贾昌一生为线索，详细描写了玄宗时期盛极一时的斗鸡风气。

在直接描写斗鸡的风行情形、斗鸡过程和场面等内容以外，这一风习还带给文人反思与感想，韩偓的《观斗鸡偶作》即是完全的感想之词：“何曾解报稻粱恩，金距花冠气遏云。白日枭鸣无意问，唯将芥羽害同群。”这无疑说明风俗在影响作品题材内容的同时，必然对文人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他们会对这些社会风习产生相关文化意识，将其所思所感发之笔端。如斗鸡之类的生活风俗还有很多，打球、拔河，都成为文学作品直接描写的对象。生活中盛行某种风习，都在文学中能找到其盛行之反映，如打球，在诗词歌赋中无不显得激情荡漾和韵味十足。

前面谈到外部影响时，说到节日风俗会促进诗歌等文体的创作和传播，事实上，除了这种外部上对文体的促进之外，节日风俗还是唐代诗歌、文赋等文体的题材内容。唐代节日丰富，官方规定与民间的相融合，传统节日与新增佳节共举，古老传统民俗与时代风习共长，举国欢腾的氛围与“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文人情怀共同孕育了佳节盛会之际的风俗文化笔墨图。文人墨客在诗歌、散文中尽情描写、记载岁时风俗，展现节日风情，因为直接成为叙写的中心客体，许多诗歌、文章，从标题就明示乃节俗作品。如诗歌中直接以寒食、七夕、重阳、端午、社日、中秋、腊日等节日为标题的诗作就数目可观，以之为描写对象的更是不计其数，如孟浩然《他乡七夕》一诗：

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

绪风初减热，新月始临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

以七夕为直接吟咏对象，在他乡想见往日七夕节日气象。诗人客羁他乡在怀念中回想节日习俗，从妇女穿针乞巧，到望月祷祝等民间风俗，都在怀想中展现，而与节日有关的神话传说，更是在一句“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中点明其中蕴含的牛郎织女故事，同时因袭用《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而暗示出这一传说的悠久历史及与文学传统之联系。这里诗人把七夕这一节日风俗当作中心客体来描画，风俗文化成为文学的直接表现对象。

其他以节日为标题的文体也不少，有赋体，如王勃《七夕赋》等；诏书，如唐穆宗《定寒食假诏》等；颂体，如白居易《中和节颂》等；青词，如吴融《上元青词》等，都是以岁时民俗为直接的描写对象，记载风俗文化现象，表现民俗风情。当然，唐代文体以其他风俗文化为题材内容的亦非常之多，这里仅以岁时风俗为例来做管窥。

2.风俗文化影响文体的语言词汇

一些时代风俗名物，尤其是一些从西域传来的事物，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宠儿。随着外来物品的涌入，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当时不仅“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专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26]，爱好异域名物，已蔚然成风，诗歌与传奇中也出现大量有关此类的新词汇。从胡床、胡衣到胡姬，从金雕、龙脑、郁金香到果下马，从金桃、驯象、善马到犀牛、猧儿(叭儿狗)等等。这主要是从事物名称方面丰富了作品中的词汇。

而一些风俗事物，风行整个社会，与它相关的各种词汇也会涌现在作品中，唐代比较典型的如茶、药、酒、仙、歌舞等。仅以茶为例，诗歌中有关各类名茶就有：仙人掌茶、蒙顶茶、石廪茶、邕湖茶、九华英、小江园、天柱茶、华顶茶、蜡面茶、碧涧春等等，而采摘及加工工序又有摘茶、蒸茶、捣茶、拍茶、焙茶、穿茶、封茶等等，而每道工序又有专门的工具及相关动词，如捣茶，所用的工具为“杵臼”(又叫“碓”)，把蒸好的茶叶放入碓中，捣烂成糊状。捣茶又叫研茶，如皮日休《茶舍》中“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研茶所用的工具曰研，盆状，内壁带棱(或曰槽)，考古发现过此类器，多是陶制。在一些较大型的茶场，使用大型或组合的研，当时称研架，一次可以研制较多的茶叶，如李郢《茶山贡焙歌》：“蒸之馥馥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而对于各种茶的种类区分和饮用方式，唐人亦有详细区分：对粗茶，则称之为“斫茶”；饮用散茶则呼之为“熬茶”，对末茶，则称之为“炀茶”，而有关饮茶的工具、品茶的过程，也有繁多的相关词汇，已成为唐诗中常见的词语，如饮茶的工具，唐人呼为“茶瓯”，皮日体《茶瓯》中“邢客与越人，皆能造滋器”，陆龟蒙《茶瓯》中“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就有专门吟咏。^[27]如此多的与茶相关的语汇出现在诗歌中，使唐诗中弥漫着茶的芬芳。

总之，无论是异域事物带来的唐人追习之风，还是承继传统文化的风俗，唐代风俗事物大大充实、丰富了作品语言词汇，同时由此而演绎着的时代风情在文学的园地中闪耀。

3.风俗文化对文体体裁的影响

有些文体会直接参与到社会文化活动中，风俗文化会对其文体形态等产生影响。

唐人喜欢出外游玩赏景，游乐之际，又少不了宴饮一番，其风于文人士子尤盛。从唐朝初年开始，游宴之风渐盛。朝廷各个曹司休假之时“例得寻胜地宴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28]此为官方游宴，而文人群体、士人大夫私下的游宴活动更是繁多，五代画家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当时这一社会风尚的逼真写照。出游、宴会这种集体活动中，文士相互酬答、联句赛诗、作文撰序繁多，提高了文学创作的数量自不待言，而其中对诗歌艺术特色的影响亦不可小视。首先宴会赋诗往往为多人场合，所用诗体多统一体裁，才适合联句或比较，若首唱采用五古，则众人皆作此体；如为五律或五言排律，则诸人也均循此体式而作。如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宋之问、沈佺期均与此会而咏，其所作的《和晦日驾幸昆明池》诗即皆为五言六韵排律，其他人所作应亦相同。^[29]在宴饮集会赋诗的场合，因比试诗才的需要，统一用韵自然让标准趋同，因而，此种集会场合多出现分韵、限韵之作，这无形中对文体形式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在诗歌体裁方面，受六朝诗酒唱和咏物风习的影响，同时因限制题材更易于衡量高下，唐朝士人宴饮依旧喜好指物赋诗，将诗歌题材限于咏物，此类诗歌多以“赋得”为题。

又如赠序作为独立的文体是在唐代确立的，它的确立和唐代送别祖饯之风相关，故而其文体体制映射出送别风俗。赠序的题目点名送别对象，内容上从赞美送别对象，交代分别缘由，抒发难舍之情，到提出勉励，期待再会。可以说主体内容就是送别宴会时的临别赠言。赠序文体也就成为送别祖饯风俗的文本记录，文体结构也由此而确定。

一、影响文体审美风格

唐代侠风炽盛，绵延初盛中晚，其实质表现为一种慷慨意气、建功立业的豪情；唐代边塞诗歌就体现出此风的熏陶，表现出对质朴刚健诗风的追求和以侠义精神为基调，以边塞、军旅、咏侠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为诗坛上普遍的风气。诗人们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侠义精神的开拓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这无疑对唐诗美学风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30]初、盛唐诗歌中的刚健豪放、勇武慷慨的审美风格与任侠之社会风气分不开，文学作品中的尚武精神和推崇雄健的美学品格也与时代侠气融为一体。

除诗歌之外，传奇等文体的创作也同样受一些生活风俗的浸润。中唐爱情传奇的艺术特征就典型地带上社会婚姻风俗观念特色。有唐一代是科举确立在选官制度中之地位的重要朝代，科举制带给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而广泛的。因文才与科举选官的休戚相关，唐人婚姻观念中崇尚才子、重视男子功名的风习普遍，而我们阅读中唐爱情传奇，则发现其中大多为美女爱才子的故事，喜以浓墨重笔描写男子之文才，而求取功名则往往是其中男主人公所汲汲追求的，其科举中第往往成为故事情节发生转折之原因，如《霍小玉传》。当然自唐以来，才子佳人式小说历代类似的描写似乎让我们已对此见惯不惊，但将中外文学做一比较，传统文化的浸润则会清晰呈现。有学者就曾指出：“欧洲的文士是用刀、剑、拳、脚来达到吊膀的目的，而我国的书生则用诗词歌赋来博得女人的欢心。……欧洲的故事和戏剧描述着许多武士与贵妇的风流案，我国的故事与戏剧流传下不少书生与小姐的浪漫史。”^[31]作为“始有意为小说的”的唐传奇，处于科举制开始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其必然是书生与小姐浪漫史的始作俑者。唐传奇中许多艺术特点都是当时社会婚姻风俗特点之反映，从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到主题思想等，都有所反映。

二、影响文体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影响深远，使诗歌呈现出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这一经典表现手法在唐代诗歌中依然存在。研究者的眼光往往停留于探讨诗歌中这些手法的运用和艺术效果上，却忽视赋比兴手法的使用背后的文化背景。笔者认为，风俗文化是赋比兴手法运用的文化土壤。宋人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32]即赋比兴三者都离不开物，而这个和情感表达密切相关的物，本身必定含有与所表达情感相关的因素，才能完成从物到情感的过渡。风俗文化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表征，承载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每一种民俗事象都有一定的物态形式及其文化蕴含。在众多的民俗事象中，我们既能见出民俗作为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模式，又可见出民俗作为创作客体的审美心理个性。这样含有审美意蕴和情感寓意的风俗事物就充当了“叙物以言情”的“物”之角色。

唐代诗词作品中，大量的离别之作中都会出现杨柳这一审美意象，咏柳并不是离别诗歌的主题，也就不是诗歌所描写的中心客体，但离别中却少不了由它来代表离别情思。杨柳意象，是唐代折柳风俗的审美载体，承载了唐人的离别愁绪，综观唐人离别之作，杨柳成为起兴的重要意象。李白《忆秦娥》就是此类名作：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33]

词中从箫声到月光，再通过年年柳色，引出灞桥柳之唐代经典民俗意象，最后咏叹出伤别情怀，写尽了无数离别之人最伤痛、最丰厚、最柔美的那份情思。词中所蕴含的已经不只是这一次的离别之伤，而是古往今来，无数为离别所伤感的友人、亲人、恋人……代表着中华民族重离别之传统情感，是民族之共同情怀，沉淀了民族数千年的离情别绪。这里的柳意象集民俗事象之人文性与审美意象之情感性于一体，完成了从民俗的空间景观到民族审美风格再到文学审美范畴的蜕变。而这样一种先言风俗事物再抒情的起兴方式，也成为唐代诗词文体中重要的表达方式，这一表达方式更具含蓄蕴藉的特点，也由此拓展了文体的民族性和文化内涵。

再如喜鹊，在唐代信仰民俗中，是报喜的民俗事象。进入文学作品中，就成为承载报道喜讯的审美心理的意象，如李绅的《江南暮春寄家》：(www.xing528.com)

洛阳城见梅迎雪，鱼口桥逢雪送梅。剑水寺前芳草合，镜湖亭上野花开。

江鸿断续翻云去，海燕差池拂水回。想得心知近寒食，潜听喜鹊望归来。^[34]

诗末之喜鹊意象的出现，即蕴含着报归喜讯之审美情感，诗人不直接言归来之喜，而是运用喜鹊这一民俗审美意象，形象生动地传达了游子思乡念土的情感。民族共同的信仰心理不仅使个性差异超越成为可能，而且为文艺民俗的审美提供了同构的心理基础。喜鹊这一民俗生活中的喜讯使者，在诗歌中以审美意象形态载录了当时民众的这一信仰风俗，这里民俗事物成为情感的象征。

风俗文化是民族范围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沉积，它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氛围和情趣、风情，正是其民族美学风格之所在。正是在长年的历史进程中，风俗文化塑造了民族审美心理。唐代文学中以审美意象形态存在的风俗文化，所投射的民俗情趣、风情与民族美学风格的艺术精神相一致，因而常常只需一个意象字眼，便能引起民众审美心理的共鸣，从而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1][美]阿切尔·泰勒：《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2]李凤亮：《世情时序，文律运周》，《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

[3]《毛诗正义》卷一，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2页。

[4]班固：《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6页。

[5]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走向过程的艺术与美学》，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6]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7][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8][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9]转引自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0][美]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2页。

[11]王国良：《〈续齐谐记〉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转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

[12]刘立志：《汉代〈诗〉学与民俗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6期。

[13]此处关于端午起源及其演变的观点，部分参见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曹国庆：《麻姑的传说及其信仰民俗》，《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15]佘正松：《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文史哲》2003年第4期。

[16][俄]李福清：《中国茶酒传说初探》，《第四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第12期。

[17]曾枣庄：《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8]郭英德：《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19][俄]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20]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285页。

[21]李德辉：《唐人题壁诗诸问题探讨》，《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2]顾逸点校：《宣和书谱》卷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23]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页。

[24]兰甲云：《简论唐代咏物诗发展轨迹》，《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

[2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四六、三六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06页，第4067页。

[26]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志》卷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8页。

[27]彭景元：《从唐诗中试探唐代茶文化》，《古今农业》2006年第4期。

[28]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7页。

[29]吴在庆：《论唐代文士的集会宴游对创作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0]钟元凯：《唐诗中的任侠精神》，《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3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32]杨慎：《升庵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第882页。

[3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九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051页。

[3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八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