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风俗文化与小说艺术特色

风俗文化是人类生命的第二形态，时时刻刻与日常生活相融合，每一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受到其浸润，文人在塑造同时期人物形象时，自然也要与其时风俗相一致。处于魏晋文学自觉时期之后的唐代文学，文人有意识地创作，自然不会忽视社会风俗而塑造悬浮于生活之外的形象。被誉为“一代之奇”的唐传奇，艺术特色明显受到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

1.人物形象与社会风尚的投合

风俗文化以顺乎人的自然需求而与社会审美相融合，对大众审美产生影响。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需要与社会审美心理相一致，而使读者产生共鸣。

唐代传奇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妇女形象，与以往的小说相比，是更具女性性别审美的形象，呈现出迥然有别的风貌。这一变化源自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同社会风尚对女性审美取向具有一致性。

其一是传奇中女性形象多妓女，如名篇《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游仙窟》《柳氏传》，这无疑是文人与妓女相恋之时风的反映，唐代士大夫文人之中盛行狎妓之习，进士曲江游宴即公开狎妓，“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16]这一风习的流行不但得到社会认可，而且官吏士子均以狎妓为荣。官妓的流行和官方的认可，相对于宋代、清朝等朝对官员狎妓的惩处，使得这一风习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广泛流行，这为作家选定妓女作为爱情传奇主角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其二是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既展示容貌，更展示才艺。唐传奇中的女性，多具有美丽的容貌。如“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的任氏，“妖姿要妙”“明眸皓腕”的李娃，“辞气婉媚”“态有余妍”的霍小玉，作者用寥寥数笔揭示其美丽形象。容貌美与优雅的举止往往共生，如“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莺莺。女性美的形象是千百年来人类不变的美感追求，唐代自不例外，然此时代追求女性外在美貌更为大胆，因女子个性的张扬而公开追求形象美的外露。

然而，美貌却不是传奇小说表现女性的重点，在唐人笔下，美丽的女子善解人意，且多才多艺。有的口才过人，言谈清朗，如《太平广记》“颜浚”篇中的张贵妃，颇通诗文；而有的擅长文理，通晓音律；更多的是通过全篇的情节，细致展现她们的才能，如名篇《谢小娥传》。

唐代女性社会化程度提高，女性受教育意识增强，从宫廷到民间，女子教育在各阶层开展，从女冠到比丘尼，接受教育而才识出众者并不少见。社会对才女肯定和希冀，多培养女子的赏音识律与歌舞才能，同时重视学识与文才的教育，尤其是对文学才能的培养，文学诗词是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17]，雅好诗书、才思清巧，乃是社会对完美女性形象的重要标准。传奇小说强调女子的多才多艺，才识过人，是与这样的社会风尚相一致的。故而中唐爱情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能歌善舞，能诗善对者也不乏其人。这些女子天生丽质，楚楚动人，一般都以美人形象出现，但故事整体上更注重塑造这些女性的知书达理、才识过人、重情重义。如霍小玉“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作为正面形象，社会美的载体的传奇女性形象，人物的品质特征即是此种社会风尚的反映。

实际上，不但人物形象符合社会风习，而且其行为、思想、价值取向也与社会风尚相一致。就唐传奇中的女性而言，其开放、坚定、追求爱情等性情，是与整个社会开放、少拘束、女子思想行为较为自由的风气分不开的。《萧旷》中的洛神，《赵旭》中的仙界神童，《郭翰》^[18]中的织女，这些人物的多情与开放形象的塑造，无疑受到了社会风气的浸润，而同时期的仙女形象在道教中却以清修形象出现^[19]。为什么同是仙女形象，在道教与传奇中的形象迥异?我想这里道书与传奇相比，与社会风俗联系的紧密程度，或者说所受风俗文化影响的轻重，是造成这一差异不可忽视的原因。社会风气中存在女冠之开放行为，文人塑造开放的仙女符合社会品藻，这样的人物形象也符合社会心态，而提倡清修的道士所书道书，自然以宣言其清修为宗旨。文学作品中人物意识活动、兴趣爱好、行为方式等，实际上就成为对某种社会风习的实践，由此使得人物及其活动成为这类作品具体风俗显现的主体。

与女子形象类似，男主人公的形象也多反映社会风俗认同。在崇敬进士、诗人的社会心理中，唐小说主人公多为文人、士子。在全民爱好音乐的风俗浸染下，也出现了梨园的乐工：如《太平广记》“李谟”篇的主人公李谟就是教坊善吹笛的乐工；此外，多篇小说的男性形象亦通音律，精乐理，善奏各种乐器，对音乐的体味非常精细。

文学中人物形象与社会风俗相投合，借民情、民俗直接塑造人物，使共性基础更深厚，表现共同的文化心理。这种投合代表的是共同的价值观念、生活习尚，人物形象越趋投合时代风俗，自然越能成为时代的投影。

总之，唐传奇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趋向与社会风尚相符，从而在当时得到读者的心理认同。

2.民俗事象加强故事之现实性

传奇小说中的人物行为，多处涉及民俗活动，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物活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构成环境的文化氛围，为塑造人物性格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占卜风俗在唐代盛行一时，各种龟筮、鸡卜、相面、占梦风行各个阶层。人们在事情未知时习惯用占卜来预测吉凶。

《谢小娥传》就是一篇占梦复仇的故事，篇中李公佐使用猜字占卜得知谢小娥的杀父凶手之名，是推进本篇小说情节的关键。这种猜字占梦是这一时期信仰风俗的重要内容，在唐代风行一时。人物的这一民俗活动，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唐代的占卜活动兴盛一时，在这一大的风俗文化氛围中，人们相信预兆，用各种事物来判断、预测事情的吉凶，因而形成这一类预测吉凶的民俗事象，常见的如喜鹊兆喜。这类风俗文化在传奇小说中多有描写，通过塑造人物的信仰风俗，而达到展示其性格的目的。如《太平广记》“韦颛”条：

大中岁，韦颛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冱，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颛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枭，顷之集于竹上。颛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候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颛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

此篇中，失意中的韦颛对枭鸣十分讨厌，而没有意识到此乃吉兆，一个并不在意风俗事象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中的人物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透露出风俗文化气息，如唐朝社会习俗，通行以行第相称。《任氏传》记信安王樟外孙韦釜第九与从父妹婿郑六遇任氏女妖事。“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显然，问行第已非常普遍，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名字，这是唐人重视家族观念的反映，也是唐社会礼俗人情需要的产物。而从女奴问后，郑六亦问，显示二人对风俗观念的认同，即他们处于同一风俗文化圈内。这些符合风俗的行为使人物形象更接近真实可感的现实生活，较以往小说而言现实性渐强。小说艺术性得以提高，他们的行为不仅构成对具体乡风民俗价值的动态说明，同时也是这种风俗传承的载体。

3.风俗心理与作品

风俗文化之心意文化层，内涵于物态化和惯制化表征中的愿望、企盼、信仰等观念文化，是社会风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之映照。唐代时代风尚与潮流追求，在士人心理形成相关趋向与认同，即是当时的风俗心理之一。

文学的社会性是与风俗文化发展联系的基础，文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中都有相通的观点，即文学有多种社会功用，补偿心理幻想的需要，就是其中的一种。^[20]而小说情节的虚构性，正好可以满足这种心理幻想的补偿。

唐代风俗引起文人士子趋同风习的一些心理需求，而当这些需求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时，他们转而投向文学，从其中获得心理补偿，由此形成风俗文化影响文学作品的链条。

唐代士子的人生追求，在各种社会风俗共同作用下，无法避免地出现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在多重风俗的交互影响中，而形成心理趋向与失落，无法达到的理想在现实中无以实现，因而多借助文学作品的创作，在其中满足自己的心理补偿。下表就对唐传奇小说中的此种现象做一简介：(www.xing528.com)

由此表可以看出，世风所尚与唐传奇的结局与主题密切相关。文人在创作传奇作品时一方面有着补偿自己审美理想的需求，通过作品的虚构来满足在现实社会不能实现的理想，而这一理想是受到社会习俗浸染了的。另一方面，唐人有意为小说的文学自觉意识，会让其在创作之初考虑到文学接受者的价值认同，而文学接受者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地与社会风俗有着一致性，因此唐传奇的主题与结局打下了社会风俗心理的烙印。

总之，社会风俗促进创作者心理需要的产生，而现实却往往难以实现，只有将这一心理转而投诸文学，才能达到心理失落的释放和补偿。传奇小说文体较诗歌、散文的虚构性特点，正好满足这种补偿需求，从而成为表现这一心理补偿的主要文体。

【注释】

[1]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2]游友基在《中国社会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唐传奇在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女性命运的思索、政治斗争的介入、现实人生的超越和侠义救世的褒扬等方面都有集中而深刻的描写和表现，从而显示了小说这种文体所具有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度表现力。

[3]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7页。

[4]徐士年选注：《唐代小说选》，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38页，第168页。

[5]冯沅君：《唐传奇作者身份之估计》，《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9页。

[6]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唐传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陈寅恪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中指出，《续玄怪录》是“江湖举子投献之文卷”。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认为，“唐代进士以传奇小说行卷，确曾对这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怀疑的。《玄怪录》《续幽怪录》《传奇》都是行卷之作。”

[7]黄云眉《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吴庚瞬《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袁维国《唐传奇行卷说质疑》等文对行卷说提出质疑。

[8]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以《三水小牍》《庐江冯媪传》《崔少玄传》《续玄怪录》《戎幕闲谈序》为例，指出“述”是由一人完成，而“记”“撰”则是另一人的事情。

[9]苏兴：《以白居易、元稹为核心的中唐小说集团述论》，《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

[10]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11]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上海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12]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张：《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16]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17]严春华：《承继与新变：社会转型中的中唐女子教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8]以上篇目分别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一、卷六五、卷六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59页，404页，420页。

[19]胡蔚：《道教的清修观与文人的白日梦》，《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0]叶舒宪：《文学与治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叶舒宪指出文学能满足人类的五种社会需要：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幻想补偿的需要；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自我确证的需要；自我陶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