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伦理的本质与发展

文化是什么？

对于自视为文化人类的人来说，他也许始终在不由自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但令人注意的是，在世界上的文献中，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真正地提出来过，而对它的解答则更少了。人们认为不需要定义文化，因为我们似乎已经有了文化。在稍许涉及它的地方，人们也往往把概括其历史与现状等同于文化问题的解决。然而，当今的事实本身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文化和非文化的危险混合之中，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去尝试规定文化的真正本质。

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

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创造尽可能繁荣的生活关系是这样一种要求：不仅它本身就必须被提出来，而且为了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即文化的最终目的，也必须被提出来。

生存斗争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斗争。人必须在自然中战胜自然，人还必须在人群中战胜他人，保存自己。

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

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

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为什么？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在于：我们通过理性对自然力量而赢得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一种纯粹的进步，而是一种利弊兼有的进步，其中的弊端会产生非文化的效应。例如，当代威胁文化的经济关系部分地也归结于，我们利用了机器中的自然力量。因为在此基础上，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却促使人们和各个民族，不是协调合作地使用这种来自所获得的有用的自然力量的权力，而是在比人的自然状态下可怕得多的生存斗争中，相互对抗地使用这种权力。因此，在有着区别文化的本质与非本质方面的地方，才是正常的文化的家园。

也许，在其归结于人类精神成就的意义上，文化的两种进步都是精神的。然而，人们还是可以把来自控制自然力量的进步称作物质的进步，因为正是在这一进步中，实现了对物质的控制和利用。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则相反，它是特殊意义上的精神成就，因为它涉及精神对精神的作用，即思考的力量对思考的力量的作用。

理性对信念的控制在于何处？在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由整体和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所决定的地方。这就是伦理。因此，在文化的发展中，伦理的进步是本质的和确定的进步，而物质的进步就不那么本质，并且具有双重性。当然，把握文化的这种道德主义观点，会使人觉得是理性主义——过时的。在我们的时代精神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一种自然的、十分有趣和复杂的生命现象。但是，重要的不是那些哗众取宠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中，简单就是真实……，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对待的这种艰难的真实。

区分文化和文明的试图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除了伦理的文化概念之外，还确立了一个非伦理的文化概念，并且用历史上的词汇来为它作出论证。然而，在“文明”这个词汇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这种做法提供理由。这就是说，就其传统的使用而言，文明和“文化”一样，都指人向更高程度的组织和更高层次的教养的发展。当然，在一些语言中，主要使用“文明”这一词汇；而在另外一些语言中，则主要使用“文化”这一词汇。例如，德国人通常谈文化，法国人通常谈文明。但是，这两个词汇之间意义差别的提出，既不能够在语言上，也不能够从历史中得到论证。总之，人们谈论伦理的和非伦理的文化，或者谈论伦理的和非伦理的文明，但不谈论文化和文明。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伦理对于文化的决定性意义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在现有的关于文化的思考中，都涉及这样一个过程：进步力量在其中分布在几乎所有领域。艺术、建筑、管理、经济、工业、商业和殖民中的所有重大成就，随着产生更高类型世界观的精神跃升而出现。文化运动的衰落既体现在物质领域，也体现在伦理—精神的领域；而且往往首先体现在物质领域，然后才体现在伦理—精神的领域。例如，在古希腊文化中，自然科学和政治能力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静止状态，而其伦理运动则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在古代世界的斯多葛哲学所从事的伟大教育事业中才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至于在中国、印度和犹太文化中，物质上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始终落在精神—伦理的追求后面。

在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期的文化运动中，物质的进步力量与精神—伦理的进步力量类似相互竞争地发挥着作用。但在此之后，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出现了：在物质领域内，精神成就以最辉煌的方式继续前进，而伦理的动能则衰落了。在几十年的时间之内，我们的文化在获得物质进步巨大好处的同时，起先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伦理运动衰落的后果。人们继续生活在由伦理运动带来的境况之中，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也没有预见到各个民族之间正在酝酿着些什么。这样，我们的时代就像其无思想地那样，认为文化首先在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哪怕没有伦理，或者只要有最低程度的伦理也就足够了。

这种关于文化的浅薄观点，由于得到了一些人的普遍赞同，即那些按其社会地位和知识教养似乎应该掌管精神事务的人的普遍赞同，在公众舆论中也获得了权威地位。

当我们放弃伦理的文化观点，并由此让伦理的理性理想与现实的论争停息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果呢？我们会使理想离开现实，而不是在思想中把理性理想与现实联系起来。为了能够考虑到民族、国家、教会、社会、进步等所有决定我们和人类状况的重大问题，我们要从经验的事实出发。只有存在于经验事实中的力量和潮流才应该被考虑到。至于具有逻辑和伦理必然性的基本真实和基本信念，我们则不愿意承认。我们相信只可以把出于经验的理念应用于现实。从而，支配我们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是由于这种知识和意图而贬值的理想。

我们多么热烈地赞扬着会使我们在世界中游刃有余的现实意识！此外，我们还像那些男孩一样地行事。他们推着车子从山上飞奔而下，兴高采烈地听任自然力量起作用，而不去问一下，在下次拐弯时，或者在下次遇到障碍时，手中的车子是否还能够被控制住。

只有伦理的理性理想在其中起作用的信念才可能产生一种自由的，即有计划—合目的的行为。理想在多大程度上离开现实，现实意识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然后，人类心灵就仅仅作为糟糕的变压器而起作用。

事实的发生，直至在我们当中形成新的事实，始终与我们的心灵状态相关，并且受到我们心灵状态的制约。这种心灵状态具有一种给定的决定性。正是在这种决定性中，我们的心灵状态创造着控制我们对事实的关系的价值。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决定性存在于把我们的思想带向现实的理性理念中。当然，如果理性理念失灵了，那么也不会产生现实本身穿过它而影响我们的真空。因为在心灵状态中，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被理性理念规范和控制的意见和情感。就像在丛林被砍伐后，灌木就会占据大树的位置。这就是说，当伟大的信念被摧毁时，渺小的信念就会取而代之，并将以糟糕的方式去承担伟大信念的功能。

从而，就像发生在我们的现实意识中的那样，随着放弃伦理的理性理念，我们的命运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糟糕了。当现代人面对这一命运时，他不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衡量者。现代人处于由事实给予他的信念和激情的影响之下。他也把强烈的情感加诸理智，把两者混淆起来，而不对此加以解释。对于所有问题，从最小的直至最大的，我们社会的判断和倡议就在这个圈子里打转。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不加区别地对待实在的和虚幻的价值。正是这种客观和非客观、清醒和盲目之间的不可沟通的并列，构成了现代心灵状态的迷惑和危险。

由此可见，我们的现实意识在于，从基于激情和最没有远见的利益考虑的事实中，我们不断地让这样的事实产生出来。由于缺乏一种对可以实现的整体的自觉追求，因此我们的行动就受制于自然事实的概念。

我们以最无理性的方式对事实作出反应。我们毫无计划和基础地把我们的未来建立于现状之中，并听任它受制于发生在其中的混乱变动的毁灭性影响。最终，我们呼喊着安全！但沉没在事实之中。

我们经历这种命运的盲目性，还由于对我们的历史意识的信赖而强化了。其实，这种信赖无非就是把我们的现实意识向过去延伸。我们认为自己是这样的批判世代，由于对过去的深入认识能够理解应该把当代的事实带向未来的潮流。我们从历史中获取的理想导致了离开现实的理想。

产生于19世纪的批判的历史科学的成就是令人赞叹的。但问题在于，是否由于在我们当中有了一种历史科学，我们就一定会具有正确的历史意识。

所谓历史意识，在这个词汇的最好的意义上，指对发生于遥远和近来的事实持批判的客观态度。但是，在评价事实时，我们的历史学家并不具有摆脱意见和利益的能力。当探讨与当代无关的遥远的时代问题时，在其所属学派观点允许的范围之内，历史学家还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然而，如果过去与现在有某种关系的话，那么在评价中，历史学家的民族的、教派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立场观点通常就要起作用了。

例如，在此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的知识丰富了，但其客观性却没有同步增强。与当今的学者相比，过去的学者显然更重视这种纯正的理想。现在，我们已经不再严肃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对过去的科学研究中，与民族和教派相关的偏见应该保持沉默。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是，最为丰富的知识和最为严重的偏见结合在一起。在我们的历史文献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那些有明显倾向性的论著。

科学如此缺少教育意义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学家，以至于他们经常作为狂热分子附和本民族的意见，而不是像其职业所要求的那样，呼吁人们对事实作审慎的评价。历史学家没有成为教育者，而始终只是学者而已。他们没有承担起由此也许能够真正为文化服务的任务。19世纪中叶对历史科学的文化希望，就像对建立民族国家和民主政府的文化希望一样，很少能够被实现。

从而，受这种历史学家影响的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不太可能对事实进行客观的把握。进一步说，与先前世代的人们理解他们的过去相比，当代人根本不可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过去，而只会过分强烈地从当代出发理解过去的意义。可以说，我们正在用现在替代过去。过去的结果出现于现在，这并不能够使我们感到满足。我们要始终拥有当代化的过去，并且想通过这一点来肯定自己。

在热衷于不断地体验和信奉我们的历史变化过程时，我们用对过去的人为关系取代了对过去的正常关系。而且，为了从过去引申出我们的要求、意见、感受和激情，并且使它们合法化，对于一切当代的东西，我们都要发现它们在过去就已经存在，因此也就滥用了过去。在我们博学的历史知识的目光下，出现了一种为了民族的需要而制造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民族的和教派的幻觉有了牢固的支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就成了历史谎言的渊薮。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对历史的滥用是必然的。支配我们的理念和信念，不能够得到理性的论证。从而，除了“从历史上”为它们提供基础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对于过去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多大的兴趣。过去时代的伟大精神成就，只是被我们毫无理解地记录着，但不会为它们所触动，当然也更谈不上试图去继承它们。只有那些能够与我们现代的计划、激情、感受和审美观念合拍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依靠这些东西，我们在过去的时代之中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骗，并且自以为扎根于过去之中。

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迷信。来自过去事实的诱惑被提升为宗教。由于被那些我们认为存在过的或宣布过的东西所迷惑，我们看不到应该形成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过去了，被了结了。我们始终人为地让过去在当代复活。我们创造了一种过去了的事实的持续性，它使我们各个民族的任何正常发展都不可能。就像由于我们的现实意识，我们沉没于当代的事实之中一样；通过我们的历史意识，我们也沉没于过去的事实之中。(www.xing528.com)

从我们的现实意识和历史意识中产生了民族主义。我们的文化在其中衰落的外部灾难就归结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它是一种下贱的和变得没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高贵的和健康的爱国主义的关系，就像顽固的妄想与正常的信念的关系一样。

那么，民族主义又是如何在我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呢？

在19世纪之初，思想使民族国家获得了权利。思想作出这种论证的根据是：作为自然的和同一族类的组织，民族国家最有能力实现文化国家的理想。在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中，民族国家被传唤到了道德理性的论坛之前，并且被告知，它在所有方面都应该服从道德理性，并应该发誓受到了使文化国家成为现实的委托。在此，民族国家被反复提醒，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民族中纯粹人性的永远、均衡和持续地形成。民族国家应该这样去寻求自己的伟大，即能够代表给各个民族带来福祉的理念。此外，公民也被告知，要做具有高级的，而不是低级的祖国之爱的民族的成员。这就是说，不要只看重民族的外部的伟大和权力，而是要注意把“世界中永恒和神性的光华”作为目标，并且通过民族的这个目标去实现人类的最高目的。从而，民族的感情被置于理性、道德和文化的监护之下。爱国主义的迷信本身应该被视作野蛮，并且会在它必然导致的无意义的战争中表现出来。

这样，民族的理念就被提升为一种具有高级价值的文化理想。当文化开始衰落时，其他的文化理想也随之沉沦了。但民族的理念却继续存在，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现实。在此之后，民族的理念体现了那些剩余下来的文化，成为理想的理想。由此也可以说明，我们时代的心灵气质，为什么会把它所具有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民族的理念之中，并认为由此可以拥有所有的精神和道德财富。

但是，随着文化的衰落，民族理念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民族理念至今仍然受到的监护，由于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理性理想本身出了问题，现在也没有了。民族理念开始靠自己的力量活着。也许，它还没有忘记要为文化服务。但实际上，民族理念已经仅仅是罩着文化光环的现实理念而已。只是现实本能，而不是伦理的理想在引导着民族的理念。

现代群众认为，理性和道德不再可以去影响民族的世界观。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认为这是对其最神圣情感的珍惜。

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文化衰落还不会导致当今这种各个民族感受混乱的状况；那么这是由于，过去的文化从未以当今的方式把民族理念提升为文化理想。因此，也就不会发生这种状况：民族理念不仅独自取代了现实的文化理想，而且还通过反常的、民族的观念和信念强化和复杂化了非文化的状况。

为了认识民族主义的病态本质，关于哪个民族对于这一灾难性的发展负有最大责任的讨论，在所有相关讨论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族主义并不始终最强烈地存在于它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地方；相反，往往在其潜伏的地方，民族主义却最难以遏止地发展起来。

就民族主义的问题而言，与其说与其自身相关，毋宁说更多地涉及其在群众幻想力中的病态性传播。这一点，在民族主义的整个作为中显而易见。例如，民族主义宣称要推行现实政策，但实际上它绝不代表对涉及内外政策的所有问题的最规矩的把握，而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不仅是利己主义的，而且还是狂热主义的。对于具体的主权和经济利益问题，民族主义的现实政策作出了教条化的、理想化的和受群众激情影响的夸张估价。民族主义坚持自己的要求，但不对其真正的价值进行审慎的考量。为了争得只有数百万的财产，现代国家却背负了数十亿军费的重压。为了实现保护和拓展贸易的目的，现代国家付出了损害其竞争力的开支，它对于其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比其对手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要大。

从而，所谓现实政策实际上是非现实政策。因为，由于杂乱的民众激情，它使最简单的问题也成为无法解决的了。当它的仓库里存放着民族主义的伟大和追逐理念时，现实政策在橱窗里展示的则是经济利益。

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每个文化国家都在其找到盟友的地方吸收盟友。这样，半文化民族和非文化民族就由文化民族招募起来反对文化民族。但是，这些助手绝不会安于分配给它们的服务角色，而是日益获得了对事变进程的更大影响，直至能够决定，为了他们的需要，什么时候欧洲的文化民族应该对阵。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恶果，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并且把我们还共同具有的财富出卖给了非文化。

民族主义现实政策病态本质的典型表现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它都试图给自己披上理想的华丽外衣。为了权力的斗争变成了为了权利和文化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相互争斗的利益共同体，却以友谊和心灵亲和的面貌出现。如果历史也知道更多地报道世代的敌对，而不是内在的亲和的话，那么这种民族主义的现实政策早就被记载在过去的时代中了。

最后，民族主义也不仅仅限于：在其政策中把任何实现文化人类的目的挤到一边。由于它鼓吹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摧毁了文化观念本身。

先前，确实存在着文化，每个文化民族都追求以最纯粹和最完美的形式拥有文化。在这方面，过去的民族比现今的民族有着更多的原初和连续的特性。当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特别地塑造精神生活的冲动。这就表明，这种冲动并不是先前的文化所要求的民族特性的强项。从而，类似当今被提出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要求，是一种病态的现象。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要求的前提是，文化民族已经丧失了其健康的本性，不再听从天性，而是追随理论。文化民族不断地诊治着自己的心灵，以至于它们丧失了天然活动的能力。对于其心灵状况应该如何，文化民族分析和描述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其心灵的实际状况则被遗忘了。关于精神的种族差别的想入非非被顽固地教条化了，无稽之谈成为强迫性观念，被断定的特性成为幻觉症。

在所有领域，为了使被断定的特性从中产生的民族的感受、观点和思想的产物尽可能明显地表现出来，民族主义都在不停地加强其努力。这种被有意识地发现和关照的特性表明，天然的特性已经丧失了、过去了。民族中的个性也不再作为一些无意识和半意识的东西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普遍的精神生活，而是变成了癖好、做作、时髦和夸张。一种思想上的同种繁殖现象出现了，它的危险后果在所有领域逐年日趋严重。与先前相比，杰出的文化民族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单调特征。

这种发展的不自然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产物中，而且也体现在它允许幻觉、自负和自欺所起的作用中。个人和成就中的所有价值都被归结为民族的特性，别人的土地不能够产生类似和同样的东西。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虚荣性已经弥漫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再也没有比它更愚蠢的行为了。

显而易见的是，在民族的文化中，精神退化了。对于民族的文化而言，精神最多也只是它的装饰而已。实际上，民族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物质特性，它是相关民族的所有外在成就的总和，并且与其经济和政治要求结合在一起。对于那些所谓在民族特性中有根据的东西，不同于人们也许可以正常期待的那样，民族的文化仍然把它们限制在相关民族的范围之内；而是相反，民族的文化感到自己受到召唤，要把它强加于其他民族，并且给他们带去幸福。就像为自己的经济产品寻找市场一样，现代民族也在为自己的文化寻找输出的地方。

从而，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宣传品和出口品，人们为了推销它而绞尽脑汁。必要的假话已经准备好，现在只需要把它们连缀起来。……世界就这样经历着民族文化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文化日趋衰败。

我们不再相信，曾经作为希腊—罗马世界的后代而共同进入中世纪的各个民族，曾经在最剧烈的变动中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近代思想的各个民族，以及他们在新世界的分支，还会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当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如果他们的精神生活中的差别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那么这首先是由于：文化衰落了。在退潮时，水中的沙滩清晰可见；而在涨潮时，它们则隐蔽了起来。

但是，即使在今天，历史上的文化人类的各个民族在精神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这么说的根据在于，他们现在都一起陷于相同的衰落之中。

与我们的现实意识相关的还有我们对事实的错误信赖。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乐观主义之中，好像出现在世界中的对立会自动地在一种合目的的进步意义上相互作用，并且在正反命题的价值统一起来的合题中实现平衡。

至于这种乐观主义的来源，无论有没有根据，人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于黑格尔。他是我们的现实意识的精神之父，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黑格尔是首位试图正确评价现存事实的思想家。我们受到他的影响，把正题、反题与合题中的进步，想象为事实发展中的进步。但黑格尔并不同于我们，他的乐观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乐观主义。因为黑格尔还生活在理性主义的精神世界里，还信赖伦理的理性理念的力量，从而也相信一种不可阻挡的精神进步。而且，由于这种进步对他来说也是确定的，因此黑格尔就在连续的发展阶段中指出并阐明了它，就像这种进步在外在事实的连续中实现一样。当然，由于黑格尔如此强烈地强调事实发展的内在进步合目的性，他就预制了去精神化的现实乐观主义。近几十年以来，这种乐观主义把我们引到了错误之中。

实际上，在事实本身之间，只有趋向无限的对立。这些事实并不能够从自身中创造出新的、中介的事实，从而也不能够在其中实现进步意义上的平衡。对立必须在具有伦理的理性理想能够被实现的信念中展开，新的事实才可能产生。对于要走出对立的新的事实来说，这是构造性的原则。只有在合乎理性的伦理的信念之中，盲目的对立才会停止。

由于我们接受了事实中的内在进步原则，我们就把预制我们命运的历史进步视作文化的进步，尽管发展是反对这种乐观主义的。甚至在最可怕的事实已经明确地表明了其谬误的现在，我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种信念。虽然，我们不再能够充分理解这一切；但是，另外的、以对伦理精神的信仰为基础论证乐观主义的信念，则意味着我们的观察方式的一种革命，我们应该努力考虑到它。

我们对组织的信赖也与我们对事实的信赖相关。在我们时代的行动和尝试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固执的观念：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够完善和改造我们的公共和社会生活的制度，那么由文化所要求的进步就会自动出现。当然，我们还远远地没有一个改革我们制度的统一计划。例如，有些人提出了反民主的计划，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问题在于，民主原则还没有充分地起作用，还有一些人则把拯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但尽管如此，所有人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无文化状态来自制度的失灵，并期待着一种出于新的社会组织的文化状态。所有人都相信，新的精神产生于新的制度。

不仅我们当中无思想的东西，而且许多最严肃的东西都陷于这种可怕的错误之中。我们时代的唯物主义就颠倒了精神和现实的关系，它认为精神价值能够作为事实的产物而产生出来。人们甚至还期望战争使我们的精神再生！但是，真实的关系仅仅在与此相反的意义上起作用。现存的有价值的精神能够合目的地塑造现实，能够导致维系我们有价值的精神生活的事实的产生。所有制度和组织只有相对的意义。在各种差别极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安排之下，不同的文化民族都会处于相同的无文化状态。总之，我们已经和正在经历的东西，都必然地使我们确立这样的信念：精神就是一切，制度则是次要的。由于非文化在其中起作用，我们的制度才失灵了。以最合目的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社会组织，这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但是，只有在我们同时也有能力把一种新的精神赋予我们的时代之后，这样做才会对我们有所助益。

我们应该处理的严重问题，虽然其本身完全处于物质和经济的领域，但只有通过信念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合目的的组织改造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除了我们首先在传统的关系下成为新人，以及社会以新的信念平衡各民族之间和之中的对立，并由此使文化状态重新可能之外，我们的世界不可能想象任何其他方式的现实革新。任何其他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徒劳的努力，因为在此它们不涉及精神，而只涉及外在的东西。

在决定人类命运的发展领域中，现实在于信念，而不在于被找到的事实。伦理的理性理想才是脚下的可靠大地。我们是想通过精神而有能力创造新的状态并重归文化？还是想继续接受现实状态中的精神并毁于它？这是我们面临的命运选择问题。

真正的现实意识在于认识到，我们只有通过伦理的理性理想才能够实现与现实的正常关系。只有通过这种理想，个人和社会才赢得他们能够拥有的对于事实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想做心中所想的我们就会受制于事实。

当今发生于各民族之间和之中的一切，像明亮的阳光一样地揭示了这一真理。我们时代的历史前所未有地失去了意义。未来的历史学家有朝一日会深入分析其细节，并欣赏其博学和开放。但是，对于当今以及任何时代，只有在认识到“我们要满足于一种没有伦理的文化”之后，我们时代的历史才可能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