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文化哲学与世界观

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文化在于我们同时为自身和世界的完善而努力。

但是，外向的和内向的活动必然会是一个整体吗？个人仅仅努力于自身，而任凭世界及其状态的存在，在这种境况下，作为文化最终目的的个人精神—道德上的完善，不也是可能实现的吗？谁向我们保证了，可以这样去影响世界过程，以使它促进个人的自我完善——这个文化的真正目的呢？谁告诉了我们，世界过程确实有这样一种促进发展的意义呢？我的指向世界的行动，不是也会偏离指向自身，这个一切关键所在的行动吗？

基于这种怀疑，印度人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否定了构成文化的感性成果的物质成就和社会成就的任何意义。他们认为，个人不应该关心社会、民族和人类，而只应该去追求在内心体验精神对物质的自主性。

不能否认，就个人精神—道德上的完善在此被作为个人的最终目的被追求而言，这也是文化。如果我们西方人认为这是不完整的，那么我们对此也不可以过于自信。人类的外在进步和个人精神—道德上的完善，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整体吗？我们没有幻想把不同的东西强制性地同一起来吗？在这一种活动中，精神确实会获得对于另一种活动的好处吗？

事实上，对于那些我们把它作为理想提出来的东西，我们并没有加以实现。我们失落于外在的进步之中，而让个人的内在化和道德化处于静止状态。对于我们的文化观念的正确性，我们也没有给出实际的证据。因此，对于那种不同的、比较狭隘的文化观念，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予以否定了事，而是必须与它进行论争。

这就是说，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正面交锋过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思想，在当今这个已经有所准备的时代，相互之间必将展开论争。世界哲学正处于突破之中。在为了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的斗争中，世界哲学将要形成。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为乐观主义而斗争的历史。如果说，在古代和近代，欧洲人民创造了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这是由于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在其思想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至于悲观主义思想，即使没有能够被消灭，那么也始终被压抑着。

因此，在我们的哲学进程中出现的认识，从来不是一些独立自在的东西。这些认识始终在为这种或者那种世界观服务，并且在世界观中才获得了自己的真正意义。

就其发生的方式而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交锋是难以辨认的。因为，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和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并不像势均力敌的两军对垒，相互责难。通常，只有乐观主义的世界观是合理的信念，才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仍然作为问题的只是：在反对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胜利进军中，人们如何能够提出使人信服的所有可能认识，如何能够反驳还想为其辩护的观点。

由于西方思想从未正确地想象过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也就对它毫无理解。但是，对于悲观主义的世界观，西方思想毕竟还有一种很好的敏感。例如，就像在对指向世界的行动很少有兴趣的斯宾诺莎那里一样，西方思想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种行动。考虑到所有对自然现实的客观探索都会导致：人类精神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不再能够得到充分的强调，因此这一切也是令西方思想不快的。鉴于唯物主义是悲观主义的最后的可能盟友，因此西方思想进行了反对唯物主义的激烈斗争。

例如，在从笛卡儿开始直到康德之后的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中，乐观主义世界观的事业得到了坚定的维护。为此，人们曾经固执地考虑了贬低和否定感性世界的理论可能性。通过空间和时间的理念性，康德要以其所有的理想和要求来确保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世界观。对于这种最深刻的认识论研究由关于世界观的最天真的结论来加以贯彻的现象，只能由此得到解释。康德之后的各个宏大体系，虽然在材料和所应用的思辨的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就这一点而言，它们都是一致的：在空中楼阁中把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加冕为世界的统治者。

以逻辑上令人确信的方式，把人类的目的置于宇宙的目的之中，这就是欧洲哲学服务于乐观主义世界观的追求。谁不参与这种追求，或者不全力以赴的话，谁就是敌人。

在坚持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偏见方面，欧洲哲学做的是对的。因为，就对乐观主义世界观的动摇而言，与叔本华相比，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它不断地表达了对乐观主义世界观的敌对态度。在宏大的体系崩溃之后，当它可以和变得谦虚的哲学平起平坐时，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甚至致力于发出这样的声音，哲学要在它那里寻求支持。例如，通过达尔文等人，哲学的自然科学感人地进行了天真的尝试：提出了扩张到人类的动物学发展史，以至于像在思辨的哲学体系中一样，人类、包括人类在内的精神重新成为世界的目的。但是，对于这种无产阶级客人的善意努力，古老的精神并不领情。什么有利于提高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声望呢？与支持使人确信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相比，实际上它更多地导致了对自然和事实的膜拜。因此，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动摇了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即使在它不想这么做的地方也是如此。

当然，我们不再能够像先前的哲学所做的那样，也去蔑视自然和自然科学。以逻辑上令人确信的方式，思想允许古老的方法把人类的目的置于宇宙的目的之中，但现在不再能够期待思想的这种轮回。对于我们来说，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再也不是不言而喻的了，并且也不是可以通过哲学的技艺予以证明的了。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必须去论证自身，无论它愿意与否。

复杂的是，在人类思想史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通常，它们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一种占支配地位，另一种则潜在着。例如，在印度，对于悲观主义，被容忍的肯定世界和生命还是为它保留了一些对由其否定的外向文化感兴趣的东西。而在我们这里，潜在的悲观主义则依赖乐观主义世界观的文化动能过活，它使我们失去了对人类精神进步的信仰。我们的理想到处贬值的状况就归结于它。(www.xing528.com)

悲观主义是贬值了的生命意志。自身同一的生命意志必须思考所有的进步理想。在人和社会不再处于这种理想的压力之下，而是冷漠地听任现实作为现实的地方，悲观主义到处存在。

在悲观主义隐蔽地发生影响的地方，其中文化的悲观主义是最危险的。悲观主义不去触动价值较低的理念，而是攻击最有价值的敬畏生命的理念。像一种隐秘的辅助催眠术一样，悲观主义也干扰了世界观的指南针，以至于世界观不知情地指向了错误的方向。这样，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潜在地相互渗透就导致：我们持续地肯定着对于思想的悲观主义无所谓的外在文化财富，而放弃了它唯一看重的内在完善。由于来自现实，指向感性成果的进步意识就继续起作用；而由于依赖于出自思想的生命意志，指向精神的进步意识却精疲力竭了。这种情况就像在退潮时，吃水深的搁浅在海滩，而吃水浅的则仍然活动自如。

从世界观的进程来看，可以说我们的退化在于：不知不觉地，我们丧失了真正的乐观主义。我们并不是在生活的享受中娇生惯养和腐败堕落，从而必须在历史的风暴中重新回到卓越和理想主义的一代。实际上，在生命的大多数直接活动的领域十分卓越的同时，我们在精神上却枯萎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生命观以及一切来自它的东西都贬值了。意志和行动的更高级的力量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毁灭了。因为，在应该强化这种力量的乐观主义之中，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了悲观主义。

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共同居住在无思想的房子之中。其典型表现为，这一种世界观穿着另一种世界观的衣服到处漫步。由此，在我们这里作为乐观主义出现的东西，其实是悲观主义；而被称作悲观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乐观主义。例如，那些通常被视为乐观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在最好的光线下观看事物的天然的或者获得的能力。这种光线来自于，已经有着一种关于应该存在或者应该生成的东西的贬值了的观念。就像肺结核病原菌的毒素在病中产生了所谓的亢奋，即幻觉性的快感和力量；类似地，在个人和社会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悲观主义的程度上，也出现了外在的乐观主义。

真正的乐观主义与任何容忍的判断无关。就像事物的理想促使着对生命和世界的深刻的和与自身同一的肯定一样，真正的乐观主义是对事物的理想的直观和意志。在对事物的评价中，这种定向的精神采取明晰和严厉的态度，而在通常的观点看来，它似乎是悲观主义。为了更好地建造它，真正的乐观主义要拆掉旧的神庙，而对肤浅的乐观主义来说，这却成了亵渎。

对于上述意志的唯一合法的乐观主义来说，由于它始终只有在肤浅的乐观主义之中才能够发现和揭露悲观主义，因此它应该与悲观主义进行一种如此艰巨的斗争。真正的乐观主义和肤浅的乐观主义从未了结，它绝不可以相信这一点。只要真正的乐观主义任凭肤浅的乐观主义发迹，就会产生对文化的危险。如果对文化的外在成就的满足始终存在，那么指向文化的本来目的的行动就会削弱。

从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区别并不是对于事物的现在状态，它们是较多地还是较少地确信其有未来，而在于意志要把什么作为未来。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判断的性质，而在于意志的性质。但是，直到现在，关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定义，除了其正确的有效性之外，还有其不能许可的有效性，从而从两分性之中产生了四分性。这种状况使无思想容易进行欺骗我们的游戏，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乐观主义。无思想带来了作为判断的乐观主义的意志的悲观主义，而把意志的乐观主义作为判断的悲观主义扔在一边。因此，只有人们反驳了这两种错误的说法，无思想才不再会这样地继续欺骗世界。

那么，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对于伦理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两方面之间紧密的和特殊的关系在于并产生于：通常，为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斗争与为了人类思想中的伦理的斗争混淆在一起。人们认为，在另一种斗争中能为这一种斗争决出胜负。

这种混淆使思想感到十分舒服。在论证伦理时，乐观主义的或者悲观主义的论据不知不觉地被应用；同样，在论证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时，伦理的论据也不知不觉地被应用。在此，西方思想重点论证肯定生命的伦理，即行动的伦理，并且认为这样也就论证了世界观的乐观主义。而在印度思想那里，对悲观主义的逻辑论证是中心，至于对否定生命的伦理，即对受苦伦理的论证则更多地是由此引申的。

这样，为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斗争与为了伦理的斗争没有被正确地区别开来，由此产生的混乱不利于人类思想的澄清。

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错误。关于肯定生命和世界还是否定生命和世界的问题，像发生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论争一样，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伦理之中。那些就其本质而言相互从属的东西，感到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由此，乐观主义相信自己能够依靠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而悲观主义也认为，自己能够依靠否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但是，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两种相互从属的关系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都不能基于自身论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