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伦理：文化哲学的动能

敬畏生命产生于有思想的生命意志，它内在地和共同地包含着肯定世界和生命与伦理。从而，敬畏生命始终是对一切伦理文化理想的思考和意愿，并且能够把这种理想付诸实施。

对于纯粹个人主义和内在的文化观点，例如在印度思想和神秘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点，敬畏生命不让它们发挥作用。敬畏生命认为，人隐退追求自我完善虽然深刻，但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化理想。

敬畏生命绝不允许个人放弃对世界的关怀。敬畏生命始终促使个人同其周围的所有生命进行交往，并感受到对他们负有责任。对于其发展能够由我们施以影响的生命，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责任，就不能局限于保存和促进他们的生存本身，而是要在任何方面努力实现他们的最高价值。

我们能够对其发展施以影响的生命是人。敬畏生命促使我们去想象由个人和人类能够实现的一切进步，并立志去实现它。它要求我们作为伦理的人，不懈地想象文化的意义，并为实现它而努力。

甚至对世界和生命并不深刻的敬畏也会产生有关文化的观念和意愿。但是，这种观念和意愿只能使人多少有点盲目地为此而努力。敬畏生命和由此形成的意愿则不同，它在各个方面使个人和人类实现其最高价值，并使人获得完整的、纯净的、有目的地付诸实施的文化理想。

从外部，即从纯粹经验方面来定义，完整的文化是实现知识、能力和人的社会化的一切可能的进步，并由此共同促进个人的内在完善，这一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的目的。敬畏生命能够完备这种文化观点，并能够为它奠定内在的基础：敬畏生命规定人的内在完善的内容，并使它达到日益深化的敬畏生命的精神性。

为了赋予由个人和人类能够实现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以意义，通常的文化观念用世界的进化来说明。这样，它就得依赖不结果的幻想。因为，世界进化，个人和人类实现的文化在世界进化中意味着什么，并不能够被阐明。在敬畏生命的伦理中则相反，文化认识到它和世界进化毫无关系，它自身就具有意义。文化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努力敬畏生命，敬畏生命日益得到个人和人类的承认。从而，文化不是世界进化的现象，而是我们内心对生命意志的体验。我们不能够使这种体验与我们从外部所认识的世界过程发生关系，也不需要这么做。作为我们生命意志的完善，它自在自足。关于我们的内心发展在世界发展总体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把它作为非研究的对象而搁置一边。由于所有个人和人类能够实现的进步，在世界中就有尽可能多的生命意志，他们在其活动范围内敬畏一切生命，并在敬畏生命的精神中寻找完善。只有这才是文化。这种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如此多的价值，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的人类毁灭也不能使我们对为文化所作的努力产生疑惑。

文化，作为能够实现生命意志的最高体验的发展，它不需要世界解释就有世界意义。

以可以想象的最有活力和最持久的方式，充满敬畏生命的生命意志对一切种类的进步都感兴趣。它具有正确评价这些进步的尺度，并能够形成使它们以合目的性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信念。

文化的进步有三种：知识和能力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的进步，精神的进步。

四种理想构成了文化：个人的理想，社会和政治的社会化的理想，精神和宗教社会化的理想，人类的理想。以这四种理想为基础，思想深入探讨进步问题。

知识的进步，如果它直接受到思想的影响，就直接具有精神意义。这种进步日益使我们认识到：存在的一切都是名为生命意志的力量。它也使我们日益远离这些生命意志的范围，它们本来由于与我们的类似性而为我们所把握。这对我们关于世界的反思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在细胞中发现了生命的个体性，并在它的能动和受动的能力中，又发现了我们自身活力的要素！由于知识的日益扩展，我们对周围生命的奥秘日益感到惊异。我们从幼稚的天真达到了深刻的天真。

从知识中也产生了对自然力的影响。我们的能动性和敏捷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广泛的变化。

但是，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这种进步并没有带来如此多的好处。虽然，由于所获得的对自然力的影响，我们不仅摆脱了被自然的束缚，而且使它为我们服务。然而，我们因此也脱离了自然，并陷于一种其非自然性带来许多危险的生活条件之中。

我们使用机器使自然的力量为我们服务。《庄子》一书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一位学生看到一个园丁为整治菜园，抱着瓦罐不断地到井底取水，就问他是否想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那怎么办呢？”园丁问道。孔子的学生说：“你拿根木头做杠杆，前轻后重。然后去汲水就很方便。人们称这种工具为桔槔。”但是，这位是个智者的园丁答道：“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使用机械，那么他就会以机械的方式行事。谁以机械方式行事，就会有一颗机械化的心。人心机械化了，就失去了赤子之心。”

这位园丁在公元前5世纪时所感到的危险，正以其全部严重性出现在我们之中。我们周围许多人的命运就是从事机械化的劳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生活在压迫人的物质不自由状况中。由于机器带来的变化，我们大家几乎都受到太规则化、太死板、太紧张的劳动的折磨。我们难以集中心思进行反思。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发生了危机。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有丧失个性而沦为机械的危险。从而，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伤害，成为知识和能力成就的阴暗面。

我们的文化能力本身也成了问题。由于全力以赴地从事最艰难的生存斗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能够考虑有关文化的理想。他们不再有为此所需的客观性。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改善自己的生存上去了。他们还把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理想冒充为文化的理想，并由此加剧了关于文化观念的混乱。

知识和能力的成就带来了利弊兼有的双重后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思考人的理想，并要努力创造一种尽可能促进而不是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环境。

文化的人的理想就是在现实中维护真正人性的人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无论现代文化的状况如何而仍然保持人性的人，才是文化的人。只有思考属于真正人性的一切，才能使我们避免由于外部文化的进步而丧失文化本身。只有现代人产生重新成为真正的人的渴望，他才能够从现在彷徨其中的、为知识和能力的骄傲自大所迷惑的失误中走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顶住威胁他的人性的生活关系的压力。

从而，作为人的物质和精神存在的理想，敬畏生命的伦理提出，人应该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所有能力，应该用尽可能广泛的物质和精神的自由，为真诚地对待自己，同情及帮助周围所有的生命而努力。人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应该始终牢记自己所负的一切责任。作为能动者和受动者，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世界，都要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富有活力的精神。他要想到，只有敬畏生命及对世界和生命的深刻肯定，做一个伦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性。

每个人应该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性。如果这被承认为文化的目的，那么我们从19世纪接受过来的对外在文化的无批判的过高评价，就不能持续下去。我们日益进行这样的思考，它促使我们区别文化的本质和非本质方面。无精神的文化虚妄失去了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敢于面对这样的真理，随着知识和能力的进步，文化问题对于我们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复杂了。我们必须解决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应该把人性付诸实施。我们必然担忧，许多为人性进行的几乎没有前景的斗争重新又陷于毫无前景的状态之中。

作为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给予这一斗争中的人们这样的信念：人从来不应该作为祭品而牺牲于现实状况。由所谓的思想家阐述，并由所有可能的方式加以通俗化的观念，即文化是精英的财富，而群众只是实现其手段的观念，也在我们中间流传。因此，那些在艰难地争取人性的斗争中有权得到精神帮助的人，却遭到了拒绝。现实意识要求我们这么做。敬畏生命则反对它，并提出这样的信念：任何人都能够从别人那里获得帮助，以保卫人的价值和生活要剥夺他的人的尊严。由此，最艰巨的斗争不需要了。人仅仅需要战胜现实，而不需要同时战胜人。

敬畏生命的信念强调人性观念是人的应该不惜任何代价而加以维护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帮助了那些应该为其人性进行最艰苦斗争的人。敬畏生命的信念提醒他们不要片面地只为摆脱物质困境而努力，而要求他们考虑，更多地把人性、内在自由和其现实生活状况统一起来。敬畏生命的信念引导人们集中思想，维护现在已经放弃的内在性。

群众的精神化必将来临。许多人必将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在生存斗争中企图获得的东西，反省生活状况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反省他们对自己拒绝了什么。由于他们只有混乱的精神观念，他们就缺少精神。由于透彻地思考自身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陌生的事情，他们忘记了思考。他们直接认为必要的那些东西，与时代的精神和思考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敬畏生命的思想一旦影响我们，就会产生影响所有人的思想，而应该为所有人接受的精神也会具有活力。为他们的人性进行最艰巨斗争的人，就会走上自我思考和内在性的道路，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

虽然，大家都知道，文化的维系首先取决于我们内心精神生活源泉的喷发；然而，我们还是十分重视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尽可能多的人的尽可能大的物质自由，也是文化的要求。

我们认识到，我们显然缺乏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气馁。这种情况，多半是由现今的事实与事实、激情与激情之间的斗争造成的。我们缺乏影响力就是来自这种现实意识。如果我们决心通过信念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事物施加大得多的影响。我们也有了相关的成熟见解。以经济理论和乌托邦为根据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合目的性的，并且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可怕的处境。我们只能针锋相对，通过合目的性的理解和信任，力图以合目的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够创立为此所需要的信念。由于理解和信任，我们最合目的性地团结起来，并由此获得对生活关系的重大影响，这一切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当所有人认为，对其他生命的敬畏和对其物质和精神福祉的考虑，是一种内在地在他们那里起作用的信念时，这种理解和信任才会出现。只有以敬畏生命为根据，我们才能够获得应该达成一致的关于经济公正的尺度。

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种发展吗？如果我们不愿意共同走向物质和精神的毁灭的话，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所有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如果我们没有通过精神上的相应进步来控制它们，那么它们最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由于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我们也以可怕的方式获得了对人的暴力手段。由于占有成百台机器，一个人或者一个股份公司就控制了所有操纵这些机器的人。由于新的发明，一个人一动手就能够杀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共同毁于经济和物理的强力之中。最多只能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互换角色罢了。能够帮助我们的只能是放下我们各自所有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精神行为。

我们陶醉于当代知识和能力的进步，而忘记了为人的精神进步问题担忧。我们无思想地和不可理解地陷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之中：它相信一切进步，但就是不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

当船只遇到风暴时，船员们都要在甲板上控制船帆。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几乎已经不再能够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只是以怀疑的心情迫使自己来相信它。现在，我们大家重新共同要求实现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并对它重新抱有希望！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船只应该在最后一刻离开风暴，就需要成功地完成转舵。(www.xing528.com)

只有在敬畏生命的思考中，我们才能够成功。敬畏生命在哪里付诸实施，人们就在哪里思考和反省，然后就可能出现奇迹。敬畏生命蕴含的基本的和富有活力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国家和教会仅仅是人向人类发展的社会化的方式。从而，应该这样规定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的社会化理想：这些组织要合乎人的伦理的精神化和向人类发展的社会化的目的。

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意识，真正的国家和教会的理想并不能够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启蒙时代的人们设想，国家和教会的出现是以合目的性的考虑为基础的。他们试图从关于国家和教会的产生理论出发理解这两个组织的本质。但是，他们这么做时，实际上只是把自己的观点置入历史而已。由于不懂得对自然和历史的组织的敬畏，他们就很容易以理性的理想要求来取代它们。与此相反，我们则没有这么大胆，要按照理论的理念去改造那些不是从这种理念中产生的东西。

但是，国家和教会不仅是自然和历史的组织，而且同时也是合乎思想的组织。因此，对于它们的思考，必须坚持这样的要求：不断地把其从给定的组织改造成理性的、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合乎目的的组织。正是在这一发展的能力中，国家和教会的存在才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论证。

自然和历史的组织给予我们的始终只是初始的东西，它们仅仅在相应的过程中持续着；但绝不会给予我们这样一种组织，它能够包含共同体的本质，即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并且与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方式。因此，如果人们认为自然组织就是目的本身的话，那么在社会化的观念中就会产生一种基本的混乱。个人和人类，他们的权利由此被剥夺和牺牲了；尽管他们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对于历史地产生的共同体的自然规定性，我们所提出的新辩护，根本不能够改变这样的要求：国家和教会必须日益以人和人类的理想为定向，而不是以其自然的中心为定向，并且必须在这种理想中获得其更高的合目的性。

文化要求国家和教会具有发展能力，其前提则是改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近几代人以来，个人向国家和教会不断地放弃了其精神上的独立性。个人从国家和教会那里接受信念，而不是出现在个人之中的信念作为塑造国家和教会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其能够保持精神独立的地方，个人却一无所有。因此，他也就没有由此能够与现实进行交锋的信念。个人也不能够思考作用于现实的理想，而只能顺从变成了理想的理想化的现实。

在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和生命观之中，个人则获得了一种确定的、富有价值的自身规定性。以一种内在的意志和希望，个人与现实进行交锋。对于他来说，不言而喻的是，所有在人们之间形成的共同体，它们都必须服务于对生命的保存、促进和提升，服务于真正的精神性的重现。

国家和教会以文化为目标的发展，对于其开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这两个组织中，许多人以敬畏生命的信念和由此产生的理想为定向。由此，在教会和国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它为把它们改造成伦理和精神的而努力。

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情况如何，则不能够被预测，也不需要去预测。从任何角度看，敬畏生命的信念都是一种合目的性地起作用的力量。关键仅仅在于，它具有一种为完成改造而所需的必要强度和韧性。

如果教会应该完成其使命，那么它就必须使人在基本、思想和伦理的宗教中统一起来。但迄今为止，它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教会在战争中的绝对失灵已经表明，与其应该所是的相比，它已经滑到了什么地步！教会不能够引导人们摆脱基于民族激情的斗争，促使他们思考，坚持最高理想的信念。教会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去尝试这么做过。太多的历史和有机的共同体，太少的直接的宗教共同体，教会本身屈服于时代精神，并且把民族主义和现实意识的教条与宗教混淆在一起。只有小教会，例如辉格会教徒的团体，他们才捍卫了敬畏生命的绝对有效性，就像其在耶稣宗教中所包含的那样。

由于敬畏生命的信念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因此它能够推动教会实现其成为宗教共同体的理想。在所有历史地表述的信仰之中，敬畏生命的信念试图使与无限意志合一的宗教神秘主义成为虔诚的基础和本质。在我们心中，无限意志作为爱的意志体验自身。由于把虔诚的最有活力和最为普遍的东西置于中心，敬畏生命的信念就使不同的宗教共同体摆脱了其过去历史的狭隘，而开辟了它们之间相互理解和统一的道路。

当然，敬畏生命的信念所做的并非只是这些。它不仅使现有的历史宗教共同体摆脱其历史的存在，进入一种朝向宗教共同体理想的发展。而且在那些历史宗教共同体无所作为的地方，即在非宗教性的领域，它也能够起作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是非宗教徒。至于他们成为非宗教徒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其无思想和无世界观，部分的则是其出于真诚的思想而不再能够停留在传统的宗教世界观之中。但是，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则使这些非宗教徒经历到：所有真正思想地肯定世界和生命都必然地会成为宗教的。伦理的神秘主义向他们开启了爱的宗教的思想必然性，并以此引导他们回到其原本始终陌生地相信着的道路。

就像宗教共同体的转变首先要从其内部开始一样，社会的和政治的共同体的转变也必须首先从其内部开始。

无疑，相信现代国家转变为文化国家的可能性是一种英雄行为。现代国家处于史无前例的物质和精神困境之中。现代国家为债务所压垮，由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四分五裂，一切道德权威都丧失殆尽，几乎没有实在的权威，它就这样只得在各种不断出现的困境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它应该从哪里获得在所有方面都走向真正的文化国家的力量呢？

目前还不知道，现代国家注定要陷于哪种危机和灾难之中。由于现代国家不断地超出了它所能够承担的自然作用界限，它的处境特别危险。现代国家过分复杂，它卷入了任何关系，它要主管一切，从而无论如何都成了一个不中用的机构。它要以治理经济生活的方式治理精神生活。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活动，它就依靠本身已经处于危险状态的机制工作。

无论何时何地，现代国家都必须摆脱财政困境，并且把它的活动限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但是，它究竟能够以何种方式重新恢复到自然的健康状况，仍然是一个谜。

从而，悲剧性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有把现代国家塑造成文化国家的抱负，但我们本身属于这种没有同情、不健康的现代国家。我们要求信赖精神力量的几乎不可能的作用。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给予我们为此所需的力量。

生活在现代国家而思考文化国家理想的我们，首先要结束每个人为自己保留的幻想。只有许多人批判地对待它，现代国家才能够反思自己。必须成为普遍信念的是：当今的国家绝对不能持续下去，绝不能够幻想它无论如何还会变好。

同时，通过对文化国家的反思，这种认识也必然成为公共财富：现代国家如果不改变其精神，那么其整顿和改善的一切外部措施，尽管它们本身是如此地合目的性，但也只有表面的作用。因此，我们要这么去做，在我们思想力量所及的范围内，促使现代国家接受文化国家的精神和道德。文化国家是由敬畏生命的思想决定的。我们要求现代国家成为精神和伦理的，这是对每个国家的要求。只有追求真正的理想才是进步。

人们反驳说，经验证明，国家不可能建立在真理、正义和伦理考虑的基础之上，它最终必然逃向机会主义。我们对这种经验报以一笑。令人失望的结果已经驳倒了它。因此，我们有权针锋相对，在精神和伦理中认定真正的智慧，即国家和个人的真正力量。国家的生存基础来自自信和其他国家的信任。机会主义的行为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时间一长，它必然归于失败。

从而，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向现代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它应该成为伦理和精神的人格。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坚持不懈地以此告诫它，而绝不会由于受到嘲笑而气馁。未来的智慧不同于过去的智慧。

只有新的信念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现代国家才能够实现内部和平；只有现代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信念，它们才会相互理解并停止相互残杀；只有现代国家以不同于过去的信念对待殖民地，它们的罪过才不会增加。

无疑，关于文化国家的这类道德言论经常得到表述。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现代国家已经陷入了困境，然而它还是不想转变为精神和伦理的，这只能使人们感到奇怪。只是由于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和生命观，伦理的重要性才会以其所有的深度和广度显示出来，而关于文化国家的道德言论也会因此而获得新的权威。

因此，我们就不再按照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要求来想象文化国家，并且有了恢复到深刻的天真的需要，思考由伦理文化信念所引导的国家。基于对敬畏生命的文化信念的信赖，我们打算实现这种文化国家。

由于感受到对文化信念所负的责任，我们的目光就越过了民族和国家而达到了全人类。谁献身于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事业，个人和人类的未来就成了他忧虑和希望的对象。没有这种忧虑和希望，就是贫乏；为此忧虑和希望，则是富足。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够在更好的未来中经历些什么；但是，仅仅基于对精神力量的信赖，我们为未来的文化人类开辟着道路，这实在是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代中所能有的慰藉。

康德以“永久和平论”为题写了一部著作，其中拟定了在缔结和平协定时应该遵守的规则。康德认为，持久的和平将由此产生。康德错了。关于和平的规则即使被充满善意和很好地制定，也无济于事。只有使敬畏生命的信念发挥作用的思想，才能够开创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