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与城市：后现代城市中的象征经济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黄金期”的蓬勃增长，收入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此后，所有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开始大幅下降。关于制造业衰落的原因有各种观点，专门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导致制造业离岸寻找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和新兴市场，或者将投资转向服务业、高端技术业和文化产业。^[1]工业化城市普遍要面对工厂关闭、大量工业用地的闲置和荒废，以及高失业率和年轻人口流失的问题，城市生活也因此缺乏活力。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工业化城市，尤其是中心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明显变化，服务业快速增长并创造众多就业机会和新职业，包括商业、娱乐、社会和个人服务领域的经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餐馆、旅游、商店、健身房、沙龙、办公室、学校中的许多低层级工人。服务部门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的劳动力结构，往往与特定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行业建立起复杂的合作关系。在文化产业中，它们构成一个不断增长的分支部门，如设计业和广告业，或者为不同的文化产业部门，诸如创意艺术、表演和视听产业提供各种各样规模不等的服务。不过，它们在生产性服务（银行、保险、房地产、工程、会计和法律服务）、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福利、政府）和个人服务（酒店、餐饮、旅游）领域创造的就业要比在文化产业及其相关领域的人数多得多。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英国的服务业是2013年10月以来增速最快的行业，到2021年4月，该行业已占英国GDP的80%。^[2]

与此同时，城市研究者还注意到，在大城市中心区，文化和创意产业集聚成为城市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指标。艾伦·斯科特针对都市文化经济的系列研究显示，当代文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中于全球性大都市，尤其是在其中心区域的具体场所（如街景、购物和娱乐设施、建筑遗产等）、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博物馆、艺术画廊、剧院等）与产业服装（广告、平面设计、视听服务、出版或时尚服装等）之间或多或少具有有机的连续性。^[3]因此，文化与创意工作者也会在这些地方集中和涌现，他们采取的特别的生活方式还对城市环境和氛围产生影响，促进新风格的消费。沙朗·祖金对纽约城市的观察和研究指出，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的出现成为衰败的旧城复苏的迹象和推动力。由于新兴的行业和职业机会在内城集中，为了减少通勤时间，且便于出入新兴的购物、休闲和文化设施，这些工作者往往倾向于住在附近。即便是内城的一个破旧区域，因为集中了艺术家和工作室，也会带来咖啡馆、俱乐部等服务行业的繁荣。^[4]在有关消费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曾提及，在纽约的高级餐厅里，年轻艺术家因其审美品味而获得兼职机会。他们成为居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以自身的文化资本向顾客推荐和承诺值得消费的产品和生活方式。理查德·凯夫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城市艺术区形成和分裂的逻辑^[5]，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内城的更新实际上是依托了艺术世界内部的生态和群体的特殊魅力。凯夫斯指出，当代艺术实践往往需要庞大的空间，而废弃的厂房恰好提供了这个条件，加上廉价的租金，满足了艺术家工作兼生活的空间要求。传统上，艺术家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往往聚集到大城市和文化中心，频繁密集的文化艺术活动、与同辈的交流和相互间的激励与竞争都是职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艺术家和艺术生产集中可以带动艺术世界里的其他参与者。比如，集中的工作室为收藏家提供了便利条件，节省了收藏和旅行的成本；画廊、艺术品商店、美术馆，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也蜂拥而至，将艺术区拓展为一个带有强烈波希米亚风格和氛围的休闲与消费环境，进而吸引更广泛的消费者。其结果是，艺术区周围的地产价格不断提升，最终迫使艺术家离开，转向其他价格低廉的地方去开辟新的艺术区。当然，从艺术人生的发展规律看，获得成功后的艺术家也往往选择离开大城市生活。这样的更新模式在世界许多城市上演，甚至被发展为模型，地方政府将艺术家和设计师等创意工作者引入待更新的旧的制造业社区。一些作者则使用“新都市化”（new urbanity）来描述市区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后工业城市的市区对年轻且往往受过良好教育，又多处于单身状态的两个群体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是上面提到的艺术、设计、传媒和软件行业的工作者，基于他们的职业特征和品味偏好，以及与新兴的文化、商业设施及环境氛围的交互关系而选择集中在中心区域；二是第一代或出生在本地的移民，他们聚集在城区以建立与同胞紧密联系的社区，多从事或自主经营需要高度集中的公司和业务，包括从食品加工到服装和家具等各种行业。^[6]

祖金扩展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象征商品的概念来描述和总结20世纪末期纽约等城市发生的这种整体性变化。她指出，一种基于旅游、传媒和娱乐产业的象征经济在塑造场所和身份方面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后现代城市不仅通过地标建筑、文化机构和娱乐场所等来构成城市形象，也通过各种大众媒体、电影、音乐、广告、建筑、设计和创意艺术来塑造和再现空间。消费者也通过由文化产业为商品和服务贡献的广泛的美学或符号属性发展了自我身份与表达。在后现代城市中，是文化产业界定或者说生产了可能的身份与风格的范围。因此，文化产业对后现代城市至关重要，它们已经取代了政治和经济作为主导话语。^[7]约翰·汉尼根（John Hannigan）也指出，文化产业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是众多企业重要的投资机会。各种文化产业的景观替代了工业生产与工业景观，制造出一个个“梦幻城市”，由模拟空间、虚拟现实和奇观构成。这些城市中通常会包括大型电影院、购物中心、主题化的娱乐和消费空间、公园和广场、历史重建、运动场馆和其他大型娱乐中心等，伴随这些空间变化的则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与消费活动。^[8]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新都市化就是在新的全球背景下追求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特色，以提高地方形象。^[9](www.xing528.com)

对于一些城市而言，面对不断下降的工业基础，文化可能是经济和社会救赎的源泉。当然，去工业化不是当今城市采取文化更新战略的唯一动因，经济危机、突发的公共事件或其他地方性的因素都可能迫使地方启动更新战略。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直接的竞争，迫使城市为争夺资本、人才、消费者/游客以及权力地位等组织和释放文化的象征性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