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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世界城市的文化自觉

时间:2023-07-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黄昌勇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城市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从时间和空间关系中看,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文化历史;二是两个关键概念,就是“两次跨越”与“两个时代”;三是世界城市或国际文化大都市与上海文化自觉。上海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是世界性的话题。

上海:成世界城市的文化自觉

黄昌勇(1)

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城市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从时间和空间关系中看,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文化历史;二是两个关键概念,就是“两次跨越”与“两个时代”;三是世界城市或国际文化大都市与上海文化自觉。上海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是世界性的话题。首先,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显然很有必要。这里笔者有意试图省略开埠以前的上海历史文化,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并不是说那一段历史不重要,而是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上海城市文化,从开埠这样一个起点来描述更为合理。

从1843年开埠到现在,也不过170年的历史,两个世纪不到,比起西方一些历史悠久的大都市,上海是座年轻的城市,但其魔力和魅力,却没有人能够轻视。

1843年到2012年,从时间的链条和空间的延伸,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3—1949年。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苦难、繁华与萧条并存的世纪,上海的复杂性在这个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一个远东大都会在苏州河两岸崛起,一座东方的巴黎黄浦江畔挺立,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和生死场。这100年铸造了老上海的文化时空,并且至今还影响着上海,特别是上海的世界性的构成要素。

从空间关系上来看,上海文化空间的主导因子,是以租界为中心而形成或彰显的。

人们可能有一个认同:到现在为止,主导上海文化的主导因子,我们还不清楚当年以租界为中心形成的地带,事实上它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可以肯定租界的扩展是有规律的。一开始沿着苏州河两岸向西部扩张,主要是以外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英租界,后来是公共租界,再向西就是法租界。同时沿着苏州河向两岸扩张,接着就是向北,又形成一个新的地带,沿着杨浦区和黄浦区的滨江一带又进一步扩张,形成美租界。

我认为,这样几个空间非常有意思,可以把它看成是“3+3”空间。前面的“3”:一是指以外滩为中心的英租界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心;二是以现在的淮海路,即以法租界为中心形成的上海时尚资源(事实上这一带目前仍然是展现当今上海的时尚地标);三是以美租界为中心的北四川路地区,由日本的侨民,还有美国的侨民,加上浙江、宁波等地的外来人口构筑的,北四川路地区有着“华洋杂处、五方会聚”的平民色彩,体现的是上海一般市民、外来移民普通生活的一面。现在的滨江这一带主要是公共事业的中心,更多的是工业地带。这样的三个中心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分区。

由于以外滩为中心的租界心脏地带以政治经济为主,杨树浦一带一开始就定位公用事业和工业区。这一带形成了大型工业区,成为上海城市工业化历程的起点和中国工业的发源地,诞生了中国第一代工业区。

沿着苏州河向西,以两岸为分布区域,形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沪西工业区,但这一区域更多的是汇聚了大量的民族产业。租界沿着苏州河和北四川路扩张,对华界形成了东南包抄的局势。而上海、宝山两县也不断在境内发展近代工商业和市政基础设施,加速城市近代化,力图与租界相抗衡。这导致了一个崭新的闸北工业区也在苏州河北岸兴起。这样三个工业区构成了三个质地不同的板块。

以上所述的几大板块基本上构成了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空间整体的布局特征。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1949—1979年。这一阶段有3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上海的文化空间以及格局相对处于一定的稳定状态。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文化空间基本形成,典型的就是“市宫”“东宫”“西宫”三大文化宫的建立以及1949年以前大量文化设施以及功能的转换。租界时期形成的文化特征受到压抑并向海外转移生长。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此期间,1949年以来相对稳定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城市空间迅速扩张,由于大拆大建,上海的历史天际线越来越模糊,许多人认为,这个时期,上海城市建设取得了空前的规模与发展,但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注意到在城市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区分旧城和新城。

与此同时,特别富有意味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惊魂开始浮出地表,尤其通过港台的大量影视文艺作品,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怀旧风尚。

改革开放以来,一股非常浓郁的怀旧情绪笼罩了整个上海,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气质,甚至代表了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特征和符号。无论是国外的游客还是国内稍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游客,对旧上海元素的喜好都多于对上海当下飞速发展的关注。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1949年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大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对此前的上海文化构成了很大的消解,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中国与旧上海的对立场域逐渐消失,使旧上海的还原与叙述出现可能。

第二,1949年后,上海作为一座现代大都市和其特有的海派都市文化,包括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突出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淡化和消失。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市场经济恰巧又使上海回归其固有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成为可能,因而,上海自然而然要跨越中断近30年的历史而重新回到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情境。(www.xing528.com)

第三,这同上海的历史、人文包括建筑在内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我们谈到上海,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旧上海的那几块地方。旧上海的租界现在依旧是上海最受关注的地点。1949年后,关于旧上海的叙事开始了一种新的变更,上海叙事随着大批转向港台以及海外的华人得以接续,而这些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以作品的方式重新回到并影响着人们对上海的认识和想象。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30年的叙事真空,强大的怀旧潮淹没了人们对这30年城市文化构造的深沉和全面的思索。当然这股强大的怀旧风潮影响至今,从海外华人到国内民众,其中深刻的原因缺乏讨论,在30年间如何处在压抑的状态,今天重现有如何的想象和变形,都需要我们细致地去探讨。

第三阶段(1980年到至今)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这期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区分旧城和新城。其实,从1949—1979年,上海本身物理载体还是保持得很好,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很好地保护这些载体。因为这些载体保留了固有上海文化特征和文化符号或者说文化的记忆、文化的想象,这些破坏应当说对上海今天的城市文化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老上海的文化时空主要围绕着租界展开,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之所以跨越了苏州河,主要是因为这个发展过程是沿着租界而扩张的。这是上海文化空间的第一次跨越。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仍然没有摆脱租界时代文化空间的巨大影子,租界的中心区域、今天的黄浦(原南市部分除外)、卢湾(现已并入黄浦区)、徐汇、长宁等区域仍然构成上海生活的“高尚”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并繁盛一时的工业区,包括北四川路不可挽回地开始衰败并寻求转型和新生。普陀、虹桥因新的地理优势和新移民,形成新的文化带;杨浦因为依托大学资源和五角场城市副中心的定位,也成功起飞。

因此,可以大致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仍然处于苏州河为中心的时代,苏州河仍然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中轴线,虽然从行政区域上看,黄浦江的地域早已处于上海的中心,但浦东城市化的缓慢进展,使上海仍然延续着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城东乡”空间格局。

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大桥飞架,隧道贯通,陆家嘴与外滩遥相呼应,打破了上海延续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城东乡”格局,“浦江两岸”成为上海新的指代。

浦东以其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力,特别是汇聚在陆家嘴的标志性巨型建筑,几乎成为上海的新名词。但是,我们也看到,20年的发展注重的是经济、金融的高度能效,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可以说1992年以来的跨越起步于经济,所以形成了城市空间的割裂现象,如张江高科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都远离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空间。

经过近20年的飞速发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书写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第二次跨越,这就是对黄浦江的跨越。而这次跨越将实现由1992年以来的经济跨越向文化跨越的转换。世博会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上的链接,上海文化空间的转移与定位将形成一个随着滨江带的发展、延伸的持续跨越。

基于此,笔者认为,从1992年浦东开发到2010年世博会,上海完成了文化空间生产的第二次跨越,即从苏州河时代到了黄浦江时代。

开埠以来的170多年,沿着上海的一河一江,实现了两次跨越:从经济跨越到文化跨越。世博会也是一次文化链接,我们期待黄浦江滨江带的持续跨越。

关于世界城市与文化自觉。笔者认为,从苏州河的时代到黄浦江时代,上海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这里面笔者特别提到世博会,选址在上海浦江两岸最重要的区域。如果大家看上海的版图,上海世博会占据了上海所有版图的最中心的地点。针对世博园怎么利用,事实上提出了很多方案。我们现在来看,应当说文化的选择占到上风,就是以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心。并且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和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相匹配的。世博的浦西园区将建世博会博物馆,世博会的通用汽车馆将建成上海儿童剧场,还有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这样一系列的景观就会打造出上海第二个文化中心。笔者认为,第一个文化中心是以人民广场、南京路为中心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就将是以浦江两岸、世博会遗址为中心的文化中心。这两大文化中心将引领上海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迪斯尼落户浦东,这也可以看成上海文化空间世界性因素的重建,这种重建使人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看到,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与当今世界上发达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世界城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现在对愿景非常乐观,但是也要清晰地看到,上海作为世界城市、作为文化大都市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才30年,所以不能太乐观了。上海要建四个中心,这四个中心也是我们的着力点,特别是2011年上海正式提出了至2020年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愿景,现在距离目标还有8年,时间非常紧迫。

我们现在有很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感还是很强的。1949年以前上海的人口中85%是外地人,上海本地人只有15%,目前的状态怎么样?现在拿不到详细的数据,但可以估计目前上海人口中外地人只有30%,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再看一个数据,近代的上海汇聚了15万外国人,而到2011年,在上海常住的外国人只有14.32万人。这个数据和上海2300万庞大的常住人口比较,是非常小的。目前上海的国际留学生只有4万多人,这个数字和纽约、东京、巴黎相比差距太大,差不多是一二十倍。总体而言,上海的国际化因素与国际大都市还是有距离的。上海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其文化多样性也还是不够,有一点应特别注意的是,上海的国际社区目前还不是很发达。我们知道,在其他任何国际大都市都有像中国人集聚的唐人街等社区,上海在这方面的特征不是很明显,这些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上海提出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一方面提公共文化建设,一方面提文化创意产业,我们觉得这个目标有些过于重视产业,对产业给予太大的希望,而对于公共文化建设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认为,文化建设不能太直接,更多的是要提供一个环境、一个基础、一种生态,从而引领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为文化产业作贡献。

(1)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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